而当时北方正闹灾荒，哀鸿遍野，北京城多处设粥厂，救济难民。有人不满，就题写门联，贴于京城：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 说来也算巧合。慈禧这个人，每逢甲年就不吉利：甲戌（同治十三年），独子同治死；甲申（光绪十年），50大寿，中法战争；甲午（光绪二十年），60大寿，中日战争；甲辰（光绪三十年），70大寿，日俄战争。 中法战争的失败，甲午海战的失败，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清朝已到了非变革、变法不行的地步了，于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光绪帝的支持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热潮，可惜这场变法不仅雷声大，雨点小，而且是昙花一现，流星一闪，仅维持了103天，就在慈禧的铁腕高压下，销声匿迹，毁于一旦了。从光绪二十四年的四月二十三日到同年的八月初六，一共103天，所以又叫“百日维新”。 《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正直知识分子极大的愤怒，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一千二百多人联名上书，要求变法、拒和、迁都，是为“公车上书”。这次上书，不仅使清廷的顽固大臣感到震惊，还使妄图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看到了中国人的觉醒，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但因清廷等级森严，“公车上书”的奏章没有送到光绪的手里。康有为等人十分气愤，在二十多天后，又写了一篇万余言的长篇奏章，经过辗转反复，光绪终于看到了这篇奏章。光绪对康有为提出的许多观点十分赞赏，并发出“上谕”，实行改革新政。当然，这种“上谕”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如果用来罢一个人的官或是杀一个人的头则可，要想改变积年陈旧的封建官僚体制，实行所谓的新政，那就如清风吹泰山一般地无济于事。 康有为见自己的奏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又于1897年愤然上书。康有为想起多次上书一直石沉大海，心中十分愤慨。在这篇奏章中，他措词十分激烈，指出日本国会及报纸天天讨论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而中国却无动于衷，再不变法图强，中国亡国有日。但这一奏章又被顽固大臣压住不报，光绪没有看见。后来，奏章传开，在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报刊杂志都加以介绍摘转，光绪才从报纸上看到这篇奏章，大为感动，要马上召见康有为。 恭亲王奕欣坚决反对召见康有为，理由是祖宗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员不得召见。光绪无奈，只得派了翁同龢、李鸿章以及荣禄等人对康有为进行问话，其中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属于主张变法的一派，他把康有为的答辞如实地报告了光绪，光绪再次为康有为的想法和态度所深深打动。他下令收集康有为的着作文章，自己认真阅读，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坚定了变法的信念，并特别下诏，凡康有为的奏章随到随送，不得扣压。 光绪急于变法革新，但实权却操在慈禧的手里，光绪实际上是个徒有虚名的皇帝。为了能够推行新法，他多次向慈禧太后索要权力，甚至有一次说出了这样的话：“太后若不给我权力，让我变法强国，我宁愿不做这个皇帝，也决不做亡国之君。” 当时变法的呼声极为高涨，而朝中的守旧派却紧紧靠在慈禧太后的周围，不愿变“祖宗之法”。为形势所迫，慈禧不能不暂时放一点权力给光绪，让他先变一变法，等变不成功，她再以收拾残局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整治光绪。这种做法，要比她死命阻挠变法高明得多。于是，慈禧太后在加以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同意光绪试行变法。 光绪和梁启超等人获悉慈禧太后同意变法，惊喜若狂，以为变法就可成功了。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定国是诏》，这实质上是变法的宣言书，诏书斥责了顽固守旧的官僚，指出变法图强是救国的必由之路，还对顽固官僚空有救国之言而无救国之实的虚伪情状进行了揭露。 这道《定国是诏》既表示了光绪变法革新的坚定信念，也使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感到了极大的震惊。从这一时刻开始，光绪帝接连不断地下诏进行变革，慈禧太后则在调兵遣将，准备用武力扼杀革新运动。 光绪于6月16日不顾守旧大臣的阻挠，召见了康有为，破了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成例，并且长谈达两三个小时。在这次召见以后，光绪不仅对变法更加增强了信心，对变法的内容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样，光绪就坐在他的龙椅之上，大发革新诏书。 在随后的一百多天里，光绪共下诏书一百一十多道，有时一天竟达五、六道之多，内容包括：设立学堂、学习西学、派人出国游历学习；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建议；鼓励修铁路、开矿业及农工商业；奖励新发明、新着作；撤驿站、办邮政；裁减官员、精简机构、改订规章条例；改革军队训练、对海陆军用新法操练；改革财政、制订财政预算；准许旗人自谋生路等。 毫无疑问，这些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措施对于增加中国的国力是大有好处的，但其中许多措施触及了封建守旧派的观念和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愤怒，他们鼓动慈禧太后坚决消灭改革。 慈禧太后一则对改革本身不同意，她是封建守旧派的代表，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思想和素质，更重要的是，她绝对不愿意放弃权力，如果光绪的改革继续深入发展下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朝野之上赢得了人心，她就再也无法控制朝政了，因此，慈禧太后是决不允许光绪的改革获得成功的。 当时许多守旧大臣也对维新措施阳奉阴违，拒不执行，不仅当面“劝谏”光绪皇帝，还压住诏令不往下传，或是扣住奏章不往上送。一怒之下，光绪就罢了许多人的官。在处理一次扣压奏章不报的事件之中，光绪一下子就罢了6个大臣的官，造成了轰动一时的“罢黜六堂官”事件。 当然，慈禧太后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光绪的警惕，她躲在颐和园里，对光绪的一举一动全都清清楚楚。早在下达《定国是诏》的时候，慈禧就连下三道“上谕”，罢了翁同龢的官，使光绪失去了左膀右臂，并命凡二品以上的大官均须到太后面前谢恩，牢牢掌握了人事大权。 “六堂官事件”后，慈禧更是加紧密谋，让掌握军队大权的荣禄调派军队，包围北京。荣禄就把当时清朝最为精锐的几支陆军调到了北京的周围，一是把聂士成的甘军调驻天津，二是把董福祥的武毅军调驻北京西南。慈禧还派亲信重兵严密护卫颐和园。这样，慈禧就有恃无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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