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学家孟森先生曾对《明史》中的循吏做过专门的数据统计，他说：“全传百二十人，宣德以前六十余年时得百人以上，正统至嘉靖百三十余年间十余人，隆庆、万历五十余年间仅两人，天启、崇祯两朝无一人。……宣德以前，尚多不入循吏传之循吏。”
　　何为循吏？司马迁将循吏定义为“奉职循理”，也就是那些照章办事、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不贪利、不肥己、不扰民、不犯民的好官。数字是个硬道理。宣德以前，也就是明朝前期，各级循吏如雨后春笋，前仆后继，层出不穷，其数量竟占了明代所有循吏的八成以上。这一历史现象，不能不归功于朱元璋当年的铁腕治贪。
　　元朝末年，官贪吏污，社会腐败，百姓痛苦。朱元璋出身布衣，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贫苦农民，遭受过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与那些徇私枉法、横征暴敛、作威作福的贪官污吏势同水火，苦大仇深。再者，朱元璋早年迫于生计，曾扛过工、放过牛，后来又化过缘、讨过饭，饱尝了人间风霜冷暖，耳闻了朝廷黑暗腐败，目睹了农民水深火热，因此对贫苦百姓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怜悯，对贪官污吏怀有一种异常强烈的仇恨。
　　一场燎原大火，将庞大的蒙古帝国化作飞灰瓦砾。出于对元朝灭亡的深切体会，朱元璋称帝后决心打造一个廉洁政府。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召见天下来京朝觐的府州县官时，谆谆教导他们：“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如新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树，不可摇其根，要使他们安养生息。要约己爱人，而不要朘人肥己。尔等当深戒之”（《明通鉴》），以此来启发臣属的良知和恻隐之心，告诫官吏要体恤百姓，要为政清廉。
　　为了让官吏们了解百姓疾苦，朱元璋命人编著《醒贪简要录》，颁发所有官吏，命其熟读。朱元璋亲自为该书写序：“四民之中土最贵，农最苦，最苦者何？当春之时，鸡鸣而起，驱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种，又要耕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输官之外，所余能几？一或水旱虫蝗，则举家遑遑无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艰，至有刻剥而虐害之，甚矣而无心肝。今颁此书于中外，俾食禄者知所以体恤吾民！”（《明太祖实录》）
　　除了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地教导臣属，朱元璋还采取了一系列手段，狠刹贪赃枉法之歪风。可以说，朱元璋打击贪官污吏态度之坚决、手段之严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其一，让贪官污吏丢人现眼。明代地方官员每三年一次进京朝觐，也就是述职，皇帝照例要赐宴。朱元璋规定：凡政绩突出、为官清廉者，赐座，坐着吃；平常官员，有宴无座，站着吃；劣官庸官，无宴无座，排好队在门口守候，看着别人吃，等里面酒足饭饱退席后，方许离去。除此之外，朱元璋还要求，凡为民造福的好官，将其事迹书写在家乡的旌善亭，供人传美；做了坏事的，则将其劣迹书写于家乡的申明亭，引人唾骂；对于那些犯罪留职、免罪复职的官吏，则将其所犯过失张贴在自家大门上，以示警戒，使之自行反省，如果没有做到反省改过的，就依法论处。这种让贪官丢人现眼的办法，不失为朱元璋的一手治贪妙招。
　　其二，准许老百姓控告捉拿官吏。朱元璋在具有法律效力的御制《大诰》中郑重申明：凡守令贪污者，允许百姓赴京控告；百姓们监视、控告、捉拿贪官污吏，是“助我为此也”（《大诰》），算是帮我朱元璋一个忙，言辞相当诚恳。朱元璋还特别指出“有能为民除害者，会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敢有邀截阻拦者，枭令”（《大诰》），“其正官、首领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拦者，其家族诛”（《大诰三编》）。据记载，嘉定县民郭玄二等人，手持《大诰》赴京状告本县首领弓兵杨凤春等害民，被巡检何添观留难，弓兵马德旺索要钱财。事发后，马德旺被砍头示众，何添观被砍掉双脚带枷示众。
　　其三，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诏令：“自今犯赃者无怠”。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又下令，犯赃罪的官吏一律贬谪到凤阳屯种，也就是罚去干农活。仅洪武九年（1376）一年，在凤阳屯种的官吏就接近一万人，其中大部分为贪官。在《大明律》中，朱元璋对贪官污吏处罪特别重。其中，犯有贪赃罪的官吏，一经查实，一律发配到北方荒漠之地充军；官吏贪污获赃六十两以上的，处以枭首示众之刑。对付贪官污吏，除去用刑法规定的“五刑”，朱元璋还常常法外用刑，包括抽筋、挑膝盖、剁指、剁脚、剥皮等酷刑。在官衙前，往往有一个剥皮场，和一个专挑贪官人头的长杆；在官衙办公书案旁，则有一个塞满稻草的人皮，用以震慑和恐吓那些心存贪渎之念的官吏，使之触目惊心。
　　如此惩治贪官污吏，亘古未闻于史。朱元璋这三种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使一些企图作案的官员有所恐惧，有所收敛，而且也使贪赃枉法者能及时受到揭发、弹劾，对官员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尽管这样，仍有不少贪官污吏仍存有侥幸心理，不把法律放在眼里，有钱就抓，有好处就捞。对此，朱元璋不管对方是京城高官，还是皇亲国戚，一概格杀勿论。郭桓和欧阳伦就因为贪赃枉法，死在了朱元璋的严令之下。
　　户部侍郎郭桓伙同他人贪赃舞弊，盗卖官粮，甚至牵连到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杰、工部侍郎麦志德等高级官员，其贪污盗卖获得的金银折合成粮食达2400多万石。案件查清后，朱元璋下令将赵瑁、王惠迪等人弃市，在闹市处死，尸体暴露街头；郭桓等六部侍郎以下官员也统统处死；各布政使司有牵连的官吏几万人也都逮捕入狱，严加治罪；全国各地卷入这一特大贪污案件的官吏、富豪，被抄家处死的不计其数。
　　对京师高官如此，对皇亲国戚也不手软。朱元璋的女婿、附马都尉欧阳伦，凭着自己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不顾朝廷的禁令，一向为非作歹。对此，朝廷多次申戒，但欧阳伦却置若罔闻。除了强占土地、隐匿税赋，欧阳伦还插足商业，走私贩私，向陕西贩运私茶，从中获取暴利。家奴周保还强迫当地官吏，抽调几十辆车为欧阳伦运输私茶，稍不如意，就任意打骂这些地方官。朱元璋知道后，立即下令赐死欧阳伦，诛杀周保。
　　由于铁腕肃贪，雷厉风行，朱元璋在位期间，明朝河清海晏，百姓乐业。《明史》纂修者十分推崇明初的官清吏廉，赞曰：“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明史·循吏传》）。清人朱彝尊《明诗综》中收录了反映了朱元璋时社会民生的一首诗，“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与柳宗元《捕蛇者说》中“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形成了鲜明对比。
　　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官扰民事件十分罕见，廉吏清官随处可见，堪称风正气顺；特别是在地方吏治方面，成效尤为突出。据嘉靖年间戴璟《广东通志》卷十一《循吏传》统计，洪武年间，广东的循吏有五十二人，其中许多人以廉吏著称。如，海丰县丞召翊“开创县，勤劳为最，且廉。”东莞县令卢秉安在任十九年，“清操不易”。离任时，他不接受百姓赠送的财务，只接受赠诗。他自己写诗抒志说：“不贪自古为人宝，今日官贫诗满囊。十有九年居县邑，幸无一失挂心肠。”这真实反映了朱元璋整饬吏治后的官场气象。
　　朱元璋打击贪官污吏的做法，为后来的明成祖、仁宗、宣宗所借鉴和沿袭，他们或严刑峻法，或刚柔并济，不仅使明朝前期的官场风气持续净化，也成就了“永乐之治”和“仁宣之治”的美名。应该说，由朱元璋打造的官场清廉之风，一直延续到明朝宣德年间，吏治清朗达六十余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从明朝中叶开始，皇帝昏庸，政治黑暗，官场腐败，贪赃枉法的土壤滋生，沉寂多年的贪官污吏东山再起。嘉靖时期，清官海瑞就向往朱元璋时的酷刑驾吏，主张恢复剥皮治贪的办法，可惜未被采纳。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