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纵观崇祯一生，他的内心内心深处肯定怀着一种很大程度的不自信，因此他才会对他人的评价特别敏感，有时候简直就是一种病态。这病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对于身边所有人都怀着一种深刻的怀疑和猜忌。皇帝的这种病态心理在他统治后期尤其明显，往往使得朝臣们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不能自己：如果大臣们表现得平庸无能，这当然会让自以为高明的皇帝十二万分地看不起，其结果肯定无法得到皇帝的欢心；而表现得精明能干却又颇易遭到神经过敏的皇帝的猜忌，以致于让他怀疑大臣们是在看不起他，那样的后果将更为严重。 在崇祯朝的17年里，崇祯一共任用过50位内阁大学士，不论是在明代还是历朝历代，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记录，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长更换也同样频繁，走马灯似的令人眼花缭乱：他共用过吏部尚书13人，户部尚书８人，兵部尚书17人，刑部尚书16人，工部尚书13人，都察院左都御史132人。结果换来换去，仍然没有换出任何一个让崇祯满意的官员来。真不知是大明气数已尽，老天故意不让贤臣生在当世，还是崇祯皇帝自己的脑袋出了问题。 朝中大臣走马灯似的换，也许还有些说词，但崇祯对于前线领兵作战的高级将领，同样是怀疑加猜忌，不能不说是兵家之大忌。他先后用过袁崇焕、杨嗣昌、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熊文灿、陈新甲等人率兵分别同后金以及农民起义军作战，但这些人却几乎没有一个得到了善终。不是被崇祯处死就是孤军被围而无人过问，最后只得坐守孤城被敌生俘；或者是被逼仓促上阵战死。 尤其是他冤杀了一代名将袁崇焕。本来明朝是全赖袁崇焕在东北奋力抵抗清军的。崇祯三年，皇太极想出了一条反间计，说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密约，等待时机灭明后分享天下。生性多疑的崇祯帝不辨真假，将袁崇焕逮捕下狱，不久，即据伪证将袁崇焕凌迟处死。袁崇焕死后，东北已无得力大将可用，边防更危急。 崇祯14年，清兵攻锦州，四月，围城。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八总兵，13万人援锦。八月，明军大败，洪承畴率残部入松山。清兵围松山。次年二月，清兵破松山，浮洪承畴，洪承畴降清。三月，清兵又破锦州，明总兵祖大寿投降。“松锦之役”，明朝东北的主力被消灭，元气大伤。 崇祯的失误还在于他在位之际，总是企图用空洞的儒家道德来约束文武百官，但晚明时期，士大夫虽然满口仁义道德，道德水准却惊人地低下，包括一批名闻遐迩的理学大师。即便是为后人所称道的东林党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曾经认定的那样光明磊落，相反，却往往打着光明磊落的旗号行卑劣下流之事。正如北岛诗中所说的那样：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整个社会对于享乐的贪图，拜金主义的风行，官员的贪婪，军队的低能，政治的黑暗与经济的凋蔽，使整个晚明时期呈现出一幅犬儒主义的百丑图。大批高级官员为了保证头上的乌纱，不惜拜宦官魏忠贤为干爹，将这位文盲的生祠建得富堂堂皇，直到称颂其为九千岁，这些事件都深深地说明了我们这个帝国的执政者们到底有多无耻和下作。 当崇祯的道德济世的理念无法实施，而内忧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时，他认定“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对亡国之臣有何客气呢？因此崇祯晚年便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阴损刻薄来看待手下的臣子们，“在崇祯执政的最后一两年里，他一直处在对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对自己怀疑、自责两种情绪中。两种情绪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现为一时对朝臣痛下毒手，一时态度又相当温和谦虚。这种双重人格交替呈现的情况不但使得群臣摸不着头脑，也加深了他本人的心理苦痛。刻毒的报复引起进一步的自责，自责刺伤了自尊心，又导致更刻毒的报复。恶性循环，他的心中永无宁日。” 崇祯在位期间，死于他手下的高级官员共计有：辅臣（相当于总理）１人、尚书４人、总督、督师７人、巡抚１１人，侍郎以下的官员则难以计数。到了崇祯后期，一向渴望仕途通达的官员们甚至也认为出相入阁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某一件事情得罪这位喜怒越来越无常的天子，转瞬之间从位极人臣到脑袋搬家。 皇帝向臣子募捐 崇祯除了应付年年从未断绝兵事之外，还需应对各地此起彼伏的干旱、地震、蝗灾、疾疫。要剿流寇，要赈灾区，要防边患，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件东西，那就是：钱。 崇祯深感国库空虚，手头拮据。可那老百姓已经榨干了，怎么办？无可奈何之下，贵为帝王的崇祯也顾不得许多了，只好砸锅卖铁，把宫中的金银器皿拿出来应急，甚至变卖从万历时积存下来的老人参，剩下来的就得号召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助饷，采取募捐一策了。 崇祯十二年，崇祯找上了富甲一方的皇亲武清侯李国瑞，要他为国分忧，贡献四十万银两为饷，李国瑞见数目巨大，死活不肯出，一口咬定拿不出这么多钱。不过崇祯对其底细也略知一二，当然不行，催逼更急。这李国瑞索性耍开了无赖，也来了个砸锅卖铁，将自家的房屋标价出售，家用器皿什物则拉到外面变卖，以示一无所有。此举令崇祯怒不可遏，遂将李国瑞入狱，夺其爵位。李国瑞哪禁得起这个，不久便惊怒而亡。如此一来，外戚哗然，纷纷抱怨崇祯不顾恩义亲情，更联合起来抵制募捐。崇祯本人事后也颇为后悔，加封李国瑞7岁的儿子李存善为侯，所追缴的这四十万银两最后也全部退还。皇亲既然反悔，官员自不会热心，募捐一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从崇祯元年起，在陕北就闹起了农民起义，这使崇祯帝如坐针毡，食不下咽，没有一天不在想着如何“剿匪”。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剿匪”，由闯王李自成率领的一支农民义军却越战越强。1643年，这时的“流贼”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农民政权，他的百万大军怀着必得天下之志从西安出发，此后又从军事要地宣府、大同进逼北京，并相继攻陷了平阳和太原，大明帝国的心脏北京城已指日可下。这时候的京城，缺兵少粮，守备虚弱，大明的局势可以说已到了火烧眉毛的窘状。 无计可施的崇祯特地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的官员们，讨论放弃宁远，调吴三桂军队紧急入卫北京。但吴襄却提出，如果让吴三桂进卫北京，大约需要100万两银子的军需。100万银子在毕生俭朴的崇祯眼里，是一笔庞大得令他肉痛的数字。他不能忍受一下子付出这么多的银子，为此，崇祯只得放弃了这一原本还算不错的计划，然后坐困城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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