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楚辞》“楚辞”这个名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始于屈原的、战国后期在楚国流行的一种新诗体；二是指以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一部古代诗歌总集。它是诗体的名称，又是诗集的名称，不管从哪种意义说，屈原都是它的主要代表。

　　“楚辞”是屈原的新创造，但他的这项创造也不是凭空产生的。我们知道，《诗》这部广为流传、影响很大的诗集，像在中原各国流行一样，也在楚国流行。

　　《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论王太子的教育内容，就明确说要“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官”，“诵《诗》以辅相之”等。

　　楚国君臣在政治生活中经常引用《诗》，《左传》中有多处记载。可见《诗》在楚国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中的地位与作用几乎也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程度了。宋玉《九辩》化用了《诗。魏风。伐檀》，云“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不用说，屈原对这些诗篇是非常熟悉的，他在写作“楚辞”时也曾学习过《诗》的表现手法，把他早期的作品《橘颂》和《诗经》中的《郑风。野有蔓草》一诗比较，便可明白这种继承关系。《离骚》开头称美世系时，并提神界始祖高阳与凡界先人伯庸，写法与《诗经》的《生民》《玄鸟》等篇相同。

　　最后“忽临睨夫旧乡”时写道“仆夫悲余马怀兮”，用的是《诗。周南。卷耳》“我马瘏矣，我仆痡矣”的习语。至于怨恨责难统治者的语句，在“风诗”与“雅诗”中屡见不鲜，这一点更可看出，在写法、内容上《楚辞》与《诗经》有许多共同的地方。

　　如果从形式上着眼，《楚辞》与四言的《诗经》不同，它的句式长短不一，在艺术上差别也大。二者似乎是毫无继承关系的两个源头。这一点不难说明。我们说没有《诗经》在内的华夏古典文化的哺育，不会有屈原；但是，作为楚辞的创始人，屈原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巨匠。他的创作受前代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受楚文化地方色彩的影响。但屈原的伟大之处，不是在于他对前代文化的学习与摹仿，而是在于他有高度的创造精神与鲜明的艺术个性。《离骚》等作品的某些重要的艺术特点，不仅《诗经》不曾有过，楚国文化史上也不曾有过，而是属于屈原的创造。正是这种创造性，才使《楚辞》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永恒的艺术魅力。

　　屈原等人的作品，最初都是单篇流传。屈原当时并没有这样命名自己的作品。

　　这个名称是西汉时才有的。《汉书。朱买臣传》：“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悦之。”朱买臣是汉武帝时人，可见楚辞已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与《春秋》并提，到西汉末年刘向编定楚辞集，从此楚辞就有了专书。

　　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部《楚辞》集是东汉人王逸的《楚辞章句》。他在叙中说是根据刘向编的集子，分16卷；后来又加上他自己的一篇《九思》，定为17卷。

　　其篇目是《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这些篇目，从《惜誓》以下皆注明为汉代贾谊、王褒等所作，是悼念屈原或模拟屈原的作品；其余各篇，《九辩》、《招魂》题为宋玉作，《大招》题为屈原或景差作。《渔父》以上共25篇为屈原作品。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将《招魂》列屈原名下，将《渔父》的内容作为故事叙述，并未讲是屈原的作品。

　　这些文献材料的不同记载，引起了后人的种种怀疑。对于屈原作品，争论不休，有几篇至今得不出结果。《招魂》至今有屈原作和宋玉作两种，等等。

　　在这里，我们不作辩论，也不轻易取消屈原的著作权。下面先介绍《楚辞》的作品与主要内容。

　　痛苦的灵魂不屈的意志对于屈原这样一位划时代的文化巨人，人们当然想尽可能详细地了解他的生平事迹。但因为史料欠缺，对他的生平，不乏猜测之词。

　　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是了解屈原生平的最重要的依据，前人多有论证介绍以及译注等等，这里不再抄录。

　　屈原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一位政治诗人。他的艺术创造，主要不是表现在每句字数的增加，句中句末用“兮”字等，而是在艺术构思上能摆脱创作素材的束缚，有空前广阔的想象，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诗的表现能力。诸如个人的政治斗争，历史上的兴亡大事，这些都是最难入诗的内容，而经过诗人的象征手法的点化，使枯燥的生活原型得到升华，塑造了生动的艺术形象，具有激动人心的感染力量。因而，政治倾向性与艺术感染力的高度统一，也就构成了屈原作品的主要特色，这恐怕是屈原在诗歌艺术上的主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