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俗制度也是《左传》注重的内容之一。例如楚国逢伯叙述武王受降的礼节（僖公六年）等等，是其他古书中不能发现的材料。至于朝聘会盟中，升降揖让献酬授受，以及坛场乐舞服章玉帛等等，都可以作为研究古代文物的佐证。

　　《左传》的记事，不仅包括了春秋时期的重要史实，并且引述了一部分西周和以前的重大事件和古史传说。这些传说从春秋时的人物口中吐露出来，虽不一定是信史，但总有相当根据。如郯子谈论古代官名（昭公十七年），提供了上古图腾崇拜的材料。魏绛讲的后羿代夏的故事（襄公四年）等，既可以与其他古书相印证，也可补其他书所未详。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左传》还为我们保存了非常宝贵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材料，记录了我国古代自然科学上的一些成就。如全书中记录了37次日食；对恒星作了观测；观察到了彗星的出没；记录了陨石的降落；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水旱虫灾等等。这些记录，是世界科技史上最早的宝贵材料。

　　民本思想和历史进化论观点王、诸侯、大夫、后妃们的祭祀鬼神、吊葬问礼、会盟朝聘、征伐兼并、饮宴畋猎占去了《左传》的绝大部分篇幅。春秋时期的复杂斗争，特别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得统治阶级里面有政治远见的一些人物，深深地感到人心向背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把国家的盛衰、战争的胜败，看成是能否得到人民支持的结果。《左传》记载的一些政界人物的言论，就大量地反映了这种思想认识。

　　晋大夫师旷在回答晋侯提出的卫国人为什么赶跑其国君这个问题时，说：“天是多么爱护人民啊！岂能让一个人在人民的头上肆行无道、纵其淫欲，而弃绝天地之情呢？天必定不会这样的。”指出像卫君这种困苦其民的主子一定得赶走。在另一次与晋侯议论石头为什么会说话这件怪事时，师旷说，石头本身是不会说话的，出现这种怪事，原因在于听不到百姓的呼声。

　　现在大建宫室，穷侈极奢，民力凋弊，怨言四起，石头出来说话不是很应该吗？在逢滑与陈怀公的一段对话中，则更直接地指出了国家兴亡祸福，完全取决于对百姓的态度如何。逢滑说：“臣闻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对百姓如同照料病号，这就是国家之福。将要衰亡的时候，视百姓如土芥，这就是国家之祸。”这些都是根据人民的利害关系来发表政见的，表面上看似乎还没有摆脱天道的观念，其实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书中还两次引用《尚书》中“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话，来说明众怒难犯的道理。这种民本思想的出现，正是当时政治斗争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

　　《左传》一书的历史进化论观点，主要表现在它对春秋以来旧秩序的破坏没有什么留恋惋惜之情。它记录的齐桓、晋文的霸业等，是全书的精彩篇章。然而书中并没有流露出像孔子那样鼓吹恢复西周宗法制度的观点或感情，更没有对礼崩乐坏的愤慨，对春秋初年开始没落的周王室也没有给予任何同情。它如实记录了周王室和郑国交换人质、晋侯像对待诸侯一样召见周王、王室向诸侯乞求金子、讨车辆等史实。这些事反映了当时的周王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已经潦倒得连个普通诸侯都不如了。《左传》对于社会剧烈变化过程中出现的大国兼并小国和吞灭同姓国的事实也毫不掩饰，并且认为这种兼并是很自然的趋向，不是什么违背天道的事情。相反，对于那些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奴隶制残迹，如人祭、人殉的暴行，却是坚决地反对。书中不仅多次引用当时著名的政治人物、贤大夫的言论，对那些用人祭祀和殉葬的国君加以无情的谴责，而且作者还借用“君子”之言来直接发表议论。

　　如秦穆公用子车氏的三个儿子殉葬，书中就借“君子曰”发表了一大段议论，谴责秦穆公当不了盟主是活该，因为他死了还要害民。这些言论，显然与民本思想密切相关。

　　到了春秋晚期，整个社会的政治趋势是诸侯衰微、政权落入大夫手中。

　　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则标志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对于这种局面，特别是对那些所谓“乱臣贼子”的掌权行为，《左传》大都给予一定的同情和支持。

　　鲁国新兴地主势力季氏赶跑了鲁昭公，书中记载说：季氏赶跑鲁君，深得民心，并得到了诸侯赞同。还引用晋国范献子评论季氏政权的一段话，进一步说明鲁国政治操在季氏手中的局面已定，昭公即使想复辟也只能是徒劳的。这种承认社会、事物发展变化的历史进化论观点，在许多史实的记载叙述中均有所反映，特别是昭公三十二年所载史墨评论昭公之死的一段结论性的话更为典型。史墨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所以《诗经》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夏、商、周的后代们，现在也都成为庶民了。《左传》能够承认并肯定这一社会变革的现实，相比《春秋》那种恋旧怀古的情绪来，是一大进步。这种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对于后来的许多历史学家都起了良好的影响。

　　战争场面人物辞令

　　善于描写战争，是《左传》的突出特点。

　　《左传》把春秋时期霸权争夺和列国间的大规模战争全写到了，并且写得都很成功。每次战争几乎都能抓住战争的性质、交战双方政治军事的特点和力量对比，把各式各样相砍相杀的场面描述得条理井然，曲折细致，绘声绘色，生动逼真，扣人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