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庄公（公元前757年―公元前701年），姬姓，郑氏，名寤生，郑武公之子，春秋初期着名的政治家，被称为“春秋三小霸之首”，是郑国第三位国君，公元前743年―公元前701年在位。

　　

　　年少即位

　　

　　郑武公十四年（前757年），其夫人武姜生公子寤生。郑武公十七年（前754年），又生少子叔段。因寤生出生时难产（还有一种解释为窹生为其母梦中所生），所以姜氏不喜欢他，而宠爱他的弟弟叔段。但武公还是立了长子寤生为太子。

　　

　　郑武公二十七年（公元前744年），郑武公病重，武姜在武公面前说叔段贤明，想让武公改立段为太子，但武公没有应允。前743年，郑武公病逝，太子寤生继承君位，是为郑庄公。

　　

　　巩固君位

　　

　　郑庄公元年（前743年），武姜请求把制地（在今河南省荥阳市区西北12公里、峡窝镇上街村。自此以西，地势险要，虎牢关尤扼要冲。）作为叔段的封邑。郑庄公说：“那里不行，因为制邑地势险要，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军事要地。”武姜改而威逼郑庄公把京邑（今郑州市荥阳东南二十里）封给叔段。京邑乃郑国大邑，城垣高大，人口众多，且物产丰富，郑庄公心里不肯，但碍于母亲请求，也只好答应。郑大夫祭仲进谏道：“京邑比都城还要大，不可作为庶弟的封邑。”郑庄公说：“这是母亲的要求，我不能不听啊！”叔段到了京邑，整顿军备，与他的母亲武姜阴谋袭击郑都。

　　

　　郑庄公深知自己继位母亲大为不悦，对姜氏与叔段企图夺权的阴谋也清清楚楚，但他却不动声色。叔段在京城的反常举动引起了人们议论，大夫祭仲又对庄公说：“凡属都邑，城垣的周围超过三百丈，就是国家的祸害。所以先王之制规定，封邑大的不超过国都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城不合法度，您怎么能容忍呢？”郑庄公很无奈的说：“姜氏欲之，焉辟害？”意思是姜氏要这样，我哪里能避开这个灾祸呢？祭仲说：“姜氏哪有满足的时候？不如及早给叔段安置个地方，不要让他再发展蔓延。一经蔓延就难于对付了。蔓延的野草尚且难除，何况是您受宠的兄弟呢？”郑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先等等看吧。”

　　

　　郑庄公二十二年（前722），叔段果然袭击了郑都，武姜做内应。郑庄公派军攻打叔段，京城的人们都背叛了叔段，叔段无奈逃到鄢（今河南省鄢陵县），鄢邑的百姓溃逃了。叔段不得已又逃亡到共国（今河南省辉县）。于是郑庄公把他的母亲武姜接到城颍（春秋郑地，在今河南襄城东北。），对于母亲的行为郑庄公非常生气，发誓说：“不到黄泉，不与她见面。”过了一年多，郑庄公又后悔自己说过的话，很想念母亲。大夫颍考叔向庄公献礼，庄公赐给他食物。考叔说：“我有老母，请您把食物赐给我的母亲吧。”庄公说：“我也很思念我的母亲，但又不能违背誓言，怎么办呢？”考叔说：“挖条地道到有泉水处，你们母子就可见面了。”于是庄公依照他的办法，终于见到母亲。此后庄公母子之间的关系大为改善。

　　

　　双重身份

　　

　　自周平王东迁后，周室衰弱，诸侯国逐渐强大，郑庄公以周朝卿士和诸侯国君的双重身份活跃于政治舞台上，他凭借自己的智谋和权术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对当时社会政治趋势的演化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

　　

　　周朝遭犬戎之乱而东迁，已经到了不靠诸侯国的救护就不能自保的地步，丧失了往日的实力和威望。犬戎之乱又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破除了人们对周朝的迷信，向社会公开展现了礼仪制度的虚弱和强力的重要。在当时，要想号召列国，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依靠周室是绝对不行的，必须要有自己的实力。鉴于这些情况，郑庄公把自己事业的立足点坚决地放置于郑国，不惜与自己的弟弟、母亲以武力相对抗，与周天子闹翻也决不动摇，他以极大的精力经营自己的国家，终使郑国成为东周初期崭露头角的诸侯国。郑庄公要发展自己的国家，首先遇到的是地理条件的制约。郑处于四战之地，南有蛮楚、北有强晋、西有东周，郑国无法与之争锋，只能向东发展，而东邻卫、曹、鲁、宋、陈、蔡诸国中，宋国国大爵尊，在东方小国中又有号召力，是郑国发展的严重障碍。

　　

　　假命伐宋

　　

　　鉴于这种情况，郑庄公把向外用武的目标定于宋国，这是在当时情况下的最佳战略。为了实现对于宋国的军事胜利，郑庄公实行了以下的战略方针：第一，和齐、鲁建立稳定的同盟关系。齐、鲁处在宋国的东北部，建立了和齐、鲁的同盟关系，就形成了对宋的牵制和包围，他几次和齐、鲁二君约会，在攻取宋国的郜、防二邑后将其送给鲁国，都是为了巩固三国的同盟关系。第二，假借王命伐宋，号召列国。郑是一个新起的小国，在诸侯中未孚众望，但郑庄公是周朝卿士，具有特殊的身份，于是庄公宣称宋公久缺朝贡，自己以卿士的身份，承王命率兵讨伐。郑国通过这种方式纠合了更多的国家，又形成了对宋国的舆论压力，事后还对不追随出兵的许、郧（今山东宁阳东北）小国以“抗命”的罪名予以教训，几乎灭掉许国。第三，扶植宋国内部的反对势力。宋国前君主的儿子公子冯出奔到郑，宋国曾为此出兵讨之，郑庄公对公子冯采取保护措施，厚相招待。宋国在一次内乱后，国人欲迎立公子冯为君，公子冯临行前，泣拜于郑庄公之前表示，自己返国后，“当世为陪臣，不敢贰心”。

　　

　　在郑庄公的执政期内，郑国确实取得了对宋国的胜利，但郑国又从来无力吃掉宋国，这种和平胜利是郑对于宋所能取得的惟一形式的大胜利，这里，不利的政治地理环境起了决定的作用：郑处在几个大国之间，又几乎无险可守，即使某一天有力吃掉宋国，那相邻的大国也绝不会坐视其崛起，必然要以武装干涉的形式使郑回到自顾不暇的地步。事实上，到了春秋中后期，南北大国为了争霸天下而斗武，就把郑国沦到了争霸的夹缝中而常常使之喘息不定，北晋南楚各怕对方吃掉自己或伤害自己，需要一个避免正面接触的缓冲地带，因而各需郑国以屏障的角色存在于自己身边，但它们又要打击对方、示威于天下，因而郑就成了经常的用兵之地。郑庄公之后有几世执政，常常是朝晋暮楚，实在是源于地理环境的不得已所为。而这是郑庄公本人所不曾料及的。

　　

　　小国大志

　　

　　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郑庄公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周天子的棘手问题。作为周朝卿士，他应当尽忠于王室，他是诸侯瞩目和敬重的人物，但他把自己事业的立足点放在对本国的经营上，要兼并、扩张，要破坏周朝既定的实力划分，甚而要凭实力号召列国，那必然和周室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既要利用卿士的角色，又不愿恪守卿士的本分，这种矛盾的处境和心态决定了他对周天子在总体上采取的是又打又亲的手段。当王室要限制他的发展和自由时，就打击王室；当这种打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己的需要时就亲近王室，打击王室是为了抵制王室对自己的限制，是为了向列国示威；亲近王室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卿士身份，或保持自己对若干国家的号召力。他为了防止国内反叛而久不入周供职，但当闻知周平王欲分政于虢公时即日驾车入周，可见他即使在坐镇守国的危急时刻也密切注视着朝中动静，他经营郑国，同时又不愿放弃左右周政的权力。于是他和周平王互相交换人质。这样做既可以施恩于太子，以作为亲近王室的手段，也可以控制周太子，以作为打击王室的手段。周桓王辞他回国后，他派兵抢收周地粮食，事后又准备亲去谢罪修好。

　　

　　郑国要发展，对周王过于亲附不行，不亲附也不行。郑庄公对周王又反抗又亲近的手法，对郑国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他对周室的打击以及周室对他亲近态度的表面认可与接受，严重地降低了周室在诸侯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从而降低了他对卿士身份利用的有效性。这是他能够预料但却无法避免的矛盾。郑庄公在率军袭击戴城，继而击溃宋、卫、蔡三国联军后，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庆祝会，他自信十足地问大臣：“寡人赖天地祖宗之灵，诸卿之力，战则必胜，威加上公，于古之方伯如何？”方伯，即一方之长，是古代诸侯中的领袖之称。庄公此语，吐露了他的志向，表达了一生事业的追求目标，正是为实现这种志向和目标，他做出了极为艰苦的努力。

　　

　　小国外交

　　

　　郑庄公一生功业辉煌。他在位期间，分别击败过周、虢、卫、蔡、陈联军及宋、陈、蔡、卫、鲁等国联军。御燕、侵陈，大胜之；伐许、克息、御北戎，攻必克，战必胜，可谓战绩显赫。同时，郑庄公又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精权谋、善外交的政治家。其过人的政治才能，也是他在春秋列国纷争中能小霸中原的重要原因所在。

　　

　　郑、宋之争是郑庄公一生遇到的重要大事之一。郑国东邻宋国，北邻卫国。郑与宋、卫两国都有矛盾，随时有遭宋、卫夹攻的危险。公元前719年，宋国纠集了包括卫、陈、蔡、燕、鲁在内的多国联军，先后两次围攻郑国，大有铲平郑国之势。在这种情况下，郑庄公冷静沉着、毫不屈服。他一方面在军事上加强防御，顽强抗敌；另一方面在外交上处理好与列国的关系，不计前嫌，化敌为友，尽可能联合一切可以利用的政治力量。比如，陈国虽曾与宋国一起侵郑，但郑庄公在击败陈师之后主动与陈和好。鲁国曾在伐郑之役中出兵援宋，但郑庄公并未因此忌恨于鲁，而是主动向鲁示好求和，直至结为同盟。

　　

　　齐国当时是诸侯中强国，郑庄公很注意密切与齐的关系，以利用齐国势力来牵制宋人。此外，与周交恶，也很注意策略。虽大败王师，而又夜使祭仲劳王；既恨周王弃己，又用周王之权威以打击宿敌。前713年，借声讨宋殇公不朝周天子之罪，郑庄公联合齐、鲁之师，以天子之命伐宋。齐、鲁军队败宋军于菅（今山东成武县东北），郑军先攻占宋国郜（今山东成武县东南）、防（今山东成武县东），后又打败宋、蔡、卫三国联军，最终使宋国屈服。

　　

　　后事失算

　　

　　庄公一生长于料事和智谋，但对一件关系郑国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却无法应付其所料。他有十一个儿子，世子为忽，而他所偏爱的儿子突有才智，而且是一个不安居人下的人，为了维护身后的郑国政局，他忍痛让突出居于宋，他料到这种安排仍然不足以消除突对郑国政局的威胁，临死前哀叹道：“郑国自此多事矣！”这种哀叹反映了他对身后内乱的预察和对这种预察结果的无能为力。

　　

　　身逝国乱

　　

　　郑庄公四十三年（前701年），郑庄公去世，太子忽即位，是为郑昭公。同年，宋庄公威胁祭足改立郑公子突为君。结果郑昭公流亡栎邑，公子突即位，是为郑厉公。到了前697年，祭足又赶走郑厉公而迎接郑昭公回国复位。两年后昭公被暗杀，庄公子子亹继位，不足一年即被齐襄公擒杀。祭足再立庄公另一子子仪为郑伯。14年后，即祭足死后两年，郑厉公回国复位，子仪被臣下所杀，郑厉公成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