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的“三少爷”投笔从戎

　　

　　1922年9月11日，张挺出生在山西忻县一个富裕中农兼商人家庭。“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他正在上学。

　　

　　“我们的体育兼语文老师常笑仙上课时，常常给我们讲国家大事，纵论古今英雄。说到日寇入侵，国破家亡时，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张挺至今还记得这位给他灌输了进步思想的老师。

　　

　　“一二·九”运动，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13岁的张挺同一些进步学生一起，组织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小小年纪，成群结队出入城里关外，张贴抗日标语，宣传抗日救国，在老百姓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两年后，张挺高小毕业，因为在全县高等学堂会考中，成绩名列榜首，名字登在了《山西日报》上。“我父亲本想让我守着家里80亩耕地，继承家业，看到报纸后，认为我可成大器，要我继续上学”。

　　

　　“谁知，我在忻县中学学习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狼烟四起，人心惶惶。学校被迫停课。面对破碎的山河，热血男儿岂能熟视无睹？”

　　

　　是去南京，还是去延安？这时，一位叫张维汉的先生把他引向了延安，指引他找到了共产党，参加了八路军。

　　

　　直到今天，93岁的抗战老战士、原电子工业部部长张挺，依然怀念那个人：“张维汉先生，是他，指引我找到了共产党，参加了八路军。”

　　

　　抗战胜利后，张挺给张维汉写信，没有回音；新中国成立后，他寻访过张维汉，依旧无果。

　　

　　张维汉消失了？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中，有无数个张维汉，在传递完革命的火种之后，消失在烽火之中；他们的青春和热血，融进了历史的底色。

　　

　　但他指引过的张挺，从此浴血战斗在抗日的前线。

　　

　　当这位吃得好、穿得暖，人称“三少爷”的张挺穿着军服，打着绑腿，以一个八路军战士的模样站在父亲面前时，父亲一阵惊讶，又有些不放心。

　　

　　“请父亲放心！这些事情我已经想过好多次了。我是个热血男儿，岂能只顾自己享受？我决心参加革命，上前线抗击日本强盗。我选择的这条道路，可能布满荆棘，曲折坎坷，甚至会牺牲自己的生命，但为了国家民族，必须有一批勇于献身的仁人志士，才能挽救危亡。我要跟着共产党抗战到底。”

　　

　　说这些话时，张挺只有15岁。

　　

　　山洞历险，“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三营十连，张挺是唯一的知识分子，搞文书工作非他莫属。当时士兵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能识字的很少。张挺说：“我给战士们上文化课，教他们读政治课本，替战士们写信，帮事务长记账。他们都叫我‘先生’。”

　　

　　但张挺觉得自己这个“兵”既不扛枪，也不打仗，实在名不副实。他多次跟连长请战，希望可以像真正的战士那样，或威武雄壮地站岗放哨，或冲锋陷阵于枪林弹雨。

　　

　　机会终于来了。他随部队转战山东后，第一次参加了真正的战斗。

　　

　　一日早晨，曙光未露，突然传来紧急命令：四五百名日本鬼子正向司令部驻地发起进攻。“我当时是警卫连指导员，接到命令后，战士们很快便做好了战斗准备。可这是我第一次打仗，心里实在太紧张，连枪栓都拉不开，直到打出第一枪后，我才慢慢平静下来。”

　　

　　张挺笑着回忆：“敌人用小钢炮、掷弹筒向我们山头射击，接着重机枪像刮风一样向我们扫射。相比之下，我们仅有的一挺歪把机枪和一些步枪，实在太弱。只好等敌人靠近了，猛投手榴弹。日本鬼子冲上来了，全连又拿起刺刀跟他们肉搏。战士们一鼓作气，杀死二三十个鬼子，敌人没再前进。”

　　

　　在山东抗战中，张挺度过了他“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1941年11月，日伪军向沂蒙山区疯狂“扫荡”。在部队撤离时，张挺却患了重病，疟疾与伤寒并发。他被命令去“后方医院”治疗。所谓“后方医院”，其实就是在农家院子临时搭建的一个棚子，敌人来了就得疏散。

　　

　　身患疟疾的张挺，走了一天一夜，60多里路，好不容易在一个山沟里找到了后方医院。军医大夫给了他一大包硫苦（泻盐），让他泻肚子。屋漏偏逢连夜雨。第二天一早，敌人逼近，后方医院必须紧急疏散隐蔽。一个轻病号架着张挺就往半山腰跑。“我泻肚子后浑身没一点劲儿，哪里跑得动？我就让他先走，免得被我拖累，能活一个就是保存一份抗日力量。”

　　

　　一直爬到黄昏时刻，张挺才爬进了半山腰的一个山洞。“我在山洞里待了三天三夜，饿了吃干粮袋里的煎饼，渴了喝岩壁上渗出的水。脑袋里想了很多，想到对我关怀备至的战友，想到官兵间的团结友爱，想到家人，但从未想过不跟日本人干仗了。有一天，忽然听到洞口有脚步声，心想不会是鬼子进山搜索了吧？我攥着一块石头，就算今日大难临头，临死也得跟敌人拼了。”张挺说。

　　

　　幸运的是，进来的是一个战友。

　　

　　临危受命，创办兵工厂

　　

　　沂蒙反“扫荡”后不久，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岁月，上级交给张挺一项新任务——参加创建敌后小型兵工厂。

　　

　　“我刚满二十岁，连兵工厂是个什么样儿都不知道，领导便任命我为兵工厂政治指导员。没有厂房、没有车间、没有资金，好在厂长是个产业工人，干过车工，是难得的‘技术人员’。”

　　

　　说起创办兵工厂的过程，张挺现在都觉得不可思议：“请乡间的铸锅师傅帮着做手榴弹壳，鞭炮师傅指导我们做炸药，老木匠做木柄……就这样七拼八凑，小型兵工厂诞生了。厂里百十来个工人，都是战士和当地农民，大部分产品都是在老百姓的炕头生产出来的。”

　　

　　“职工的报酬极其低微，技工每月五元，我这样没有技术特长的干部，每月只能领到一元。”张挺说，但那时谁也不计较报酬，想的只是如何能制作出更多更好的武器，最大量地杀伤敌人。

　　

　　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冒着生命危险做试验，每年生产手榴弹两万枚左右。兵工厂还制作地雷等。由于兵工厂对抗战的突出贡献，他们还受到罗荣桓表扬。

　　

　　脑海里是漫天烽火，窗外却是和平的阳光。在抗战胜利70年后的今天回忆往事，张挺不胜唏嘘，赋诗一首：“艰苦抗战八年整，打败日本野心狼，可歌可泣英雄汉，一腔热血洒疆场，时今相距七十载，血泪历史永不忘，同心共铸中国梦，强大祖国立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