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解放战争全面拉开，李宏毅所在的国民党军队随即被共产党的军队包围并俘虏。打鬼子战功显赫的李宏毅，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被派到华东地区学习，后又到大连训练民兵。

　　

　　1947年，李宏毅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又被秘密地派回国民党军队，成为我党的地下党员。“这不就是从《亮剑》一下到了《潜伏》嘛!”见记者惊叹，李汝江笑呵呵地点头。

　　

　　解放战争期间，一名叫陈美珍(音)的女共产党员被抓后，始终装傻充愣，赢得宝贵的营救时间。最终，李宏毅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关系，将她成功地转移出华东地区。

　　

　　最大的一次“战斗”，则是汤恩伯要撤离上海、逃到台湾的时候，时任国民党军队某部警卫营长的李宏毅突然接收到一个密令：“立刻将关押在地窖里的几十名共产党员集体枪决。”

　　

　　李汝江说，每次父亲讲起这段往事，都会觉得很紧张、很紧迫，因为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就要鱼死网破了，稍微有个闪失，不但营救不了同志，自己也会暴露。后来，他用假枪毙的形式，瞒过了慌于逃命的上级，成功营救了这一批同志。

　　

　　后来，李宏毅随国民党败军到了海南，秘密联络党组织：“可能要去台湾了，怎么办?”得到答复：“如果实在要去台湾，就去，继续潜伏，会有人主动联系你。”但是，李宏毅说服了对去台湾非常犹豫的军长，成功“策反”，部队拉回四川邛崃。至此李宏毅胜利“回归”。

　　

　　西充川军的800壮士，是抗日川军的一个缩影。之所以勇敢坚强，是因为他们坚守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存亡相依的信念。李汝江说：“这个信仰，陪伴父亲与他的战友们始终，勇敢去迎接挑战，坚守阵地，赢得胜利!”

　　

　　李汝江记得1953年的某一天，一封来信让全家喜极而泣，李汝江才终于相信，父亲还活着!信中说，李宏毅被安排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当教员，并获准带家属生活。

　　

　　李汝江跟着妈妈、姐姐先坐汽车去南充、重庆，又坐船去武汉，最后坐了几天火车辗转到哈尔滨，一家团聚，母亲哇哇大哭。“这是我第一次坐汽车、火车，记得在重庆上船前，吃了一碗火锅粉，那个味道至今忘不了!”在哈尔滨，打过鬼子、九死一生的英雄父亲就在面前，李汝江说，“失去父亲，饥饿战乱的童年阴影，一下子云开雾散了!”

　　

　　在儿子眼里，父亲是血肉之躯，却是一个传奇。因为，他身上残留了太多弹片，“上世纪80年代末，他需要做个小手术，但医生发现他肚皮上有黑点，以为是癌症。父亲哈哈大笑，说那是残留在体内的弹片，不仅肚皮有，嘴皮、手臂、身上到处都是。”

　　

　　手术后，李汝江劝父亲：“现在写传记的人也那么多，怎么不把西充‘800壮士’的事迹写下来呢?”

　　

　　当时，老爷子已经70多岁了，平时会写诗词的李宏毅开始执笔《征途札记》。其间，他亲笔书写了几十万字的材料，积存下来厚厚20多公分的手写材料。李汝江说：“很多人，包括一些协会、民间组织、电视台，都来要《征途札记》，目前它应当是由亲历者所写、反映那一段历史比较全面的文字资料。”

　　

　　晚年时期，李宏毅最喜欢对家人说：“一定要努力为自己的民族争气，只有民族强大了，人家才不敢欺负!”

　　

　　2005年老人家去世，儿子李汝江从骨灰中，拾起了几块被烧得焦黑的弹片。他说：“父亲与他的老乡战友‘800壮士’已在天堂团聚了。”

　　

　　“八年抗战期间，共有350万川军出川抗战，其中64万多人伤亡。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此外，四川还提供了全中国近三分之一的财政粮赋……”对川军抗战颇有研究的四川作家郑光路，向记者讲述了这段四川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英勇悲壮的岁月。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四川各地热血青年踊跃上战场的高潮从未间断过。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儿上前方的事例甚多。比如安县农民王者成，赠给儿子王建堂的竟是一面“死”字旗：白布旗正中写了个大大的“死”字，旗上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川军中从将军到小兵，无数人出川前都预立遗嘱，誓死报国。

　　

　　在最惨烈的台儿庄战役中，122师师长、四川人王铭章奉命苦守滕县。日军主力矶谷师团以重炮飞机猛攻。弹尽粮绝，王铭章顽强抵抗，腹部中弹踉跄倒地。部下扶他，王铭章叫道：“不要管我，老子死在这里痛快!”指挥“徐州会战”的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了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除了战场上的英勇，抗战最困难时期，四川的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奉献粮食和捐款。1941年至1945年，四川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百姓们觉得军队打仗必须要有粮食，所以吃苕藤树叶也要交足公粮!川江上也全是赤裸上身的船工，吼着悲壮的川江号子，积极运输部队、军粮、难民和军需、民用物资……

　　

　　抗战中后期，国家财政困难万分，全川又掀起献金高潮。1944年1月17日，“成都市各界民众献金救国大会”在少城公园举行。一长串衣不蔽体的乞丐，也把乞讨来的全部铜元、镍币，叮叮当当放进“救国献金柜”……抗战期间，四川各地献金总额5亿多元，有力地支持了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