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鹈野晋太郎1954年8月笔供，他1920年生于日本广岛县。1941年4月—9月作为日本第39师团第232联队士兵到湖北汉口，其后回日本。1942年4月—1945年5月，在湖北任第232联队任职。1945年5月任第232联队设营军官。同年8月被苏军俘虏。

　　

　　重要罪行有：

　　

　　1941年5月10日，在湖北省荆门县南桥铺西北方约30公里处，“侵入民宅，对1名中国人民强制要锅的时候，正有2小队长田中中尉走过来问‘干什么’，我告诉他说‘中国人民说锅早就被日本军掠夺去了’，田中说，‘他不听话把他杀了’”，“致使田中将该人击毙”。

　　

　　1942年5月下旬，于湖北钟祥县郭刘湾，“将该村中国人民房屋10栋(30间)放火全部予以焚毁。”又“将该村居住的中国农民1名，加以逮捕(40岁左右，男)，以新四军战士的嫌疑者为借口，我命令部下分队长中田伍长，进行灌水刑讯后，我将他砍杀”。

　　

　　1943年2月—3月，在湖北省当阳县仙人砦尹家西侧，“放射小赤筒及中赤筒(都是喷嚏性瓦斯，放射量不详)，使抗日军陷入混乱后，用步枪、炮射击而挫折了正义的反击，整个期间”。

　　

　　1943年4月上旬，在湖北省宜昌县天宝山，“有侵占该地的8中队所逮捕该地居住的中国人民农民3名(都是25岁左右)，我用手枪打死2名，另1名指使同时撤退来的7中队岩左见习士官用手枪打死”，“嗣后又有7中队逮捕来的2名抗日军战士及居住于该地的中国人民农民8名，我命令同来的7中队4名士兵，‘太累赘了，将他们杀掉吧’，交给了2大队配属工兵中队，将他们手脚绑起来扔入掩体壕内一起将他们炸死”。

　　

　　1943年4月下旬，在湖北省当阳县窑岭包，“对在该地大腿部受伤卧倒在地上而痛苦着的抗日军战士1名(25岁左右)进行了刑讯后，命令部下梅崎次郎上等兵用步枪向头部射击予以击毙”。

　　

　　1943年10月下旬，在湖北省当阳县，“以熊家坡村及该地东侧高岗做为目标，我投射了50颗中赤筒(喷嚏性瓦斯)”，“使该村约20栋的住户百名以上的中国人民遭受被害”。

　　

　　1943年11月中旬，在湖北省枝江县，“逮捕了1名抗日军辎重连战士(25岁左右，所属13师和18师)，将被害者手足绑上，身上背着迫击炮弹匣一箱没有动，就那样的踢入小河内淹死了。”

　　

　　1943年11月中旬，在“湖北省松滋县米积台南方约5公里的某村”，“刑讯了住于该地的中国人民农民1名(40岁)，因灌水刑讯将他灌死”。

　　

　　1943年12月中旬，在湖北省枝江县仁和坪，“捕来在该地居住的中国人民农民1名(40岁左右)，我先用10公寸粗的方木插入脚和腿的中间，以使其跪着的方法进行了刑讯，后更用扁担向腿及脚殴打的方法进行刑讯，因膝盖关节脱节、大腿骨打断而致死”。

　　

　　1943年12月23日夜间，在湖北省松滋县，“放火烧毁中国人民房屋共计20栋(60间)。”

　　

　　1944年3月，在湖北省当阳县，对“逮捕送来的抗日军情报员嫌疑者1名(40岁左右)”，“命部下浜田康男兵长用上大挂的方法进行刑讯，他两臂第一关节的皮肤破裂后下垂”，“从禁闭室把他拖出来，经军医近藤大尉检查的结果，他说‘治晚啦’，我说‘太麻烦啦，你把他杀了吧’，而委托给他。于是近藤用注射器向肘关节内侧静脉打了两次(注射器是百西西)空气将他杀害。”

　　

　　1944年4月，在湖北省当阳县熊家坡，“在联队长命令之下，将在第一线盘踞的各大队逮捕押来后监禁中的抗日军战士5名(20岁乃至25岁左右，所属37师及132师)和抗日军情报员2名(30岁左右)做为4中队训练新兵刺杀的活靶，将活人刺杀了。我在这一屠杀中，亲自砍死1名抗日军情报员”。

　　

　　1944年9月，在湖北省当阳飞机场西北角，砍杀监禁中的抗日军情报员，“我用刀将该被害者1名(25岁左右)砍杀了”。

　　

　　1945年9月10日，在吉林省四平，“日本帝国主义战败后，在苏军管理下，由四平出发向苏联去的时候”，“指挥用卡车装运行李中，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奋起的当地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正义的反抗，予以还击，我命令士兵用棍棒打死了2名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