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候真不明白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越是重要的东西，却越是作践它呢？比如我们很看重金钱，这也很正常嘛，因为钱确实非常重要，而且是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可是我们又并不爱惜钞票，随便乱扔乱揉，弄得脏兮兮、皱巴巴的，还撕扯得这里烂一块、哪里缺一角的；对女人的身体（尤其性器官）也是如此，一方面离不开它、很迷恋它，另一方面又把它看得非常脏、用非常难听的词玷污、谩骂它。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也属于民族劣根性之一种？

　　

　　正因为这种对女人的歧视、欺凌与侮辱，所以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岁月里，历来打仗作战、生死搏斗的战场上，竟有用女人裸露的下体、大小便的马桶或溺器等东西来破敌迎击的稀奇古怪的“战术”。（而且自古以来，凡是铸剑、铸钟、炼丹等庄严场合，亦都不许女人在场。）现在回忆起来，这些做法实在是让人觉得愚昧、荒唐、可笑。

　　

　　我最早知道这些，那还是在鲁迅先生的《阿长与山海经》一文中。先生回忆了小时家中女佣阿长的故事，阿长对他说，长毛（本文中泛指当时的各种强盗土匪义军）占城时“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此事使年幼的鲁迅对她产生了空前的敬意，因为“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

　　

　　前两天又读到学者雷颐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及，据李化龙编撰的《平播全书》记载，明朝后期万历年间，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巡抚李化龙奉命征剿。当他用火炮轰击敌阵时，杨应龙令数百裸体女人排立于高处，手拿箕器，“向我兵扇簸，而贼锋厉，我兵即以狗血泼之”。在他的记载中，此法似是普遍，因“贼凡遇我兵放铳，即令妇人脱去中衣，向我兵以箕扇之”，果然“炮不得中”。他找到的破解之法是“军中即斩黑狗血洒之，法立破”。

　　

　　我特意查了一下资料，类似现象在历史上太多太多了。据明末思想家、哲学家方以智的《物理小识》记述，崇祯八年（1635），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在围攻安徽桐城时，守城官军在城上架炮，张献忠逼迫女人“裸阴向城”，城上火炮顿哑，但官军立即“泼狗血、烧羊角以解之，炮竟发矣”。另据《流寇志》记载，张献忠在围攻安徽滁州时，也将许多女人斩首，裸体倒埋坑中，使其阴部露出向城，结果城上大炮不是一放即裂就是哑不能放。守城官军立取民间粪器挂在墙头，于是“炮皆发”、“贼大创”。后来“闯王”李自成在进攻河南开封时，亦以“阴门阵”攻之，守城官军则以僧人裸体站在城墙上破之。

　　

　　又据《临清寇略》记载，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王伦白莲教起事，乱军围攻临清城，被守军所败。刚开始时，城上守军向敌军开炮，但并不能命中，敌军仍然向前冲锋。守将叶信将鸡血、粪汁洒在城上，并叫来一些妓女站在城上以阴门向敌。此招果然有效，一开炮就命中敌兵敌将，临清之围遂解。大学士舒赫德在给乾隆的奏折中也细述了此事，不过他说守军在城上洒的是狗血。

　　

　　更搞笑的是，据《夷氛闻记》与《粤东纪事》等书记载，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年逾古稀的湖南提督杨芳被任命为参赞大臣，于翌年3月率部领先开往广东与英军作战。杨芳是贵州松桃人，行伍出身，曾系林则徐部下，战功赫赫，故很是得到羊城百姓的厚望。当他看到诸多条件均大大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但敌炮的威力竟远在我炮之上，即认定“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于是广贴告示，“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女人溺器”作为“制胜法宝”。他将收集来的这些马桶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命令一位副将在木筏上掌控，以马桶口面对敌舰冲去，以破“邪术”。 3月18日英军进犯，杨芳的这些招数却完全无用，副将仓皇而逃，英舰长驱直入；杨芳急将部队撤回城内，匆忙与英军“休战”。对其所作所为，当时有人以诗讥讽道：“杨枝无力爱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芳名果勇愧封侯，捏奏欺君竟不羞，试看凤凰冈上战，一声炮响走回头。”（《平夷录广东·感时诗》）

　　

　　直到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时，义军也认为女人身体是污秽之物，攻打不下教堂皆因教堂内有许多女人或赤身裸体或手拿秽物，或站在墙头或骑在炮上，破坏了神拳的“法术”。当他们因火烧教堂或店铺而延烧到附近民房时，便归因于路过的女人或出门泼“秽水”的女人，所以对女人外出有种种“以防污秽”的限制、规定：或严禁外出，或虽可外出但必须头戴红布或轿盖红布，不少不知者还无辜被杀。但由女团民组成的“红灯照”，则有避秽去邪的“神功”。文/李子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