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生交的不是“白卷”

　　

　　1968年10月，张铁生从兴城县初中毕业后，来到本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落户。凭借一向突出的表现，张铁生当上了生产队小队长，也赢得了1973年这次参加大学招生文化考试的机会。然而，在最后一场理化考试中，整张试卷题他只会做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成绩一公布：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虽然成绩比较差，但足以说明他当时并未交白卷。

　　

　　同样参加过那次考试的，还有着名历史学家沈志华。当年报考清华大学的他，在那次考试中数学拿了满分100，其它科目成绩也都相当不错，在他所属的京津唐考试片区排名第一。清华大学还专门派教师到工厂找沈志华谈话。“那会儿我就觉得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沈志华说，结果“白卷英雄”张铁生使择优录取的规则倒了个个儿，“考得最差的被录取了！”沈志华一把火把曾做过的数理化习题本全烧了，决定改学文科，想搞清楚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当然不是低分，让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真正原因在于他在理化试卷背面写“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信中，张铁生诉说了“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谴责”，“不忍心放弃生产”而复习，虽然考得不大好，但他“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可以“自我安慰”；他坦白说，“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我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所以“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得知此事后，将张铁生试卷背面的信作了删改，指示《辽宁日报》发表，并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这篇题为“一封发人深省的信”的文章，之后被收录进了云南省新增的中学《政治》（各年级用）课本第49页的附录中。

　　

　　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红旗》杂志转载时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张春桥说这是“反攻倒算”。“四人帮”一伙对张铁生交“白卷”的行为赞不绝口，江青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

　　

　　各地报刊纷纷转载那封给“尊敬的领导”的信，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四人帮的“马前卒”

　　

　　从毛远新发现他的信开始，张铁生的命运发生巨大转变。

　　

　　高考结束后，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后又被学校破例发展为党员。1974年3月，张铁生和同学老师们一起奔赴农村，帮助农村进行阶级斗争。有人说下乡“下糟了”，“学不到东西，浪费了时间”，在4个月后的总结会上，张铁生和同学们用实际工作成果予以了反驳，他们不但为生产队治疗牲畜疾病，还为贫下中农培训了一批赤脚兽医。

　　

　　1975年1月，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8月，上级党委决定调整铁岭农学院的领导，成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新班子，张铁生又被选拔为这个新领导班子的副组长、党委书记，并受到江青接见，江青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

　　

　　11月29日，当教育界大刮右倾翻案风时，张铁生再一次以“反潮流精神”挥笔上阵，《辽宁青年》发表了他的文章，“（当前教育革命的）形势是喜人的又逼人，逼就逼在我们要继续澄清路线是非；逼就逼在党和工人阶级在学校的领导必须巩固和加强；逼就是逼在我们必须抓紧教育革命的薄弱环节；逼就逼在我们必须有大寨精神办教育；逼就逼在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人还有成为新的精神贵族的危险。一句话，就是逼着我们汲取历史教训，总结新鲜经验，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被人们称为张铁生的“新答卷”，后来又被刊登在1976年1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

　　

　　在“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红得发紫的张铁生频繁参加社会活动，四处作报告、发表文章，不遗余力地在政治舞台上表演，为“四人帮”大造舆论。张铁生已然成为江青集团的马前卒，被绑在“四人帮”的战车上，再也无法左右自己。

　　

　　张铁生是江青等人在教育体系有意打造的一个“造反榜样”，他充当了“四人帮”冲击1973年恢复的高考制度的工具。“文革”中那唯一一次“高考”，被批为“资产阶级利用文化考查，乘机塞进旧高考的那一套，妄图破坏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白卷英雄”引发全国掀起对文化考查的批判，“招生进行文化考试”又成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