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高轿低

　　

　　曾国藩在道光年间连年被提拔，升迁极快，十年之间连升十级，这是难得的恩遇：在升为正三品大员后，按规定，轿呢要由蓝色换为绿色，护轿人也要增加俩人，而且乘轿是需要配备引路官和护卫的。但令百官诧异的是，曾国藩从升为三品官之日起，除身边不得不增加两名护卫外，轿前不仅没有引路官，连扶轿的人也省了去，且轿呢也没有换成绿色，仍乘蓝轿。

　　

　　不久，曾国藩又升为二品大员，下人就为他荐举了四名轿夫，要把曾国藩的四人大轿换为八抬大轿。按清朝官制，四品以下官员准乘四人抬的蓝呢轿，三品以上官员准乘八人抬的绿呢轿，俗称八抬大轿。但这并非硬性规定，官员如达到品级而收入不丰者，是可量力而行的；若品级达不到却乘高品级的轿子就算违制，一旦被人举报，不仅要受处分，严重的还要被革职、充军。

　　

　　其实，曾国藩早就打定主意，他明晓水满则溢、人满则忌的官场道理，对于可摆可不摆的架势、可坐可不坐的大轿，一律是不摆不坐。虽然，曾国藩因乘蓝呢轿而被下级官员欺侮，但京城三品以上的大员出行，都知道向护轿的官员交代一句：“长点眼睛，内阁学士曾国藩大人坐的可是蓝呢轿呢。”

　　

　　曾国藩纵横官场几十载，正是凭借了这种低调、内敛的力量。

　　

　　二、“不要钱，不怕死”

　　

　　明清京官之苦，时人皆知。作为七品京官的曾国藩年俸仅为45两，外加作为津贴的“恩俸”和“禄米”也不过135两。而后来的张之洞曾给京官算过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弥补这样大的收支赤字只有两法：一是收受外官的馈赠，二是借贷。外官收入丰厚，为了构建关系网，每次进京，都要给熟悉的京官们送礼，名为“冰敬”、“炭敬”、“别敬”(意为夏冬买冰买炭等费用)。这笔馈赠，少则数十两，多则数百两。但是曾国藩很少利用手中权力为人办事，所以这种馈送次数很少，于是借债就成为他经济来源的主要部分。因为人品好，曾国藩借钱比较容易。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底，曾国藩已累计借银400两。这一时期，他在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的字样，艰难形状，跃然纸上。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墨绖(dié，指服孝)从戎，创建湘军，从此开始了11年镇压太平军的戎马生涯。晚清军队是腐败最烈的所在。吃空额、扣兵饷、出售兵缺，以及在军营中设赌收费都是军官们最普遍的营私方式。即使清廉之员，也可以凭“截旷”和“扣建”致富。国家统计的军饷，是足员足月的全额。但一年当中，军队常有兵员死亡、退伍或者被淘汰，以新兵补充。新旧兵员不可能当天衔接，这中间会有空缺。空缺时的饷银就节省下来，叫做“截旷”。国家计饷，都按每月30天算，农历小月只有29天，省下的一天军饷扣下来，叫做“扣建”。这两笔银子本应上缴国库，但实际上谁都没有缴。日积月累，为数甚巨。比如李鸿章带淮军几十年，截旷和扣建积累巨大。他把其中一部分银子存在直隶藩库中，作为自己的“小金库”，死后还存有800万两。

　　

　　但曾国藩的宦囊并没有因此而丰富。初出山之时，曾国藩表示：“不要钱，不怕死。”统兵之后，可以支配的金钱虽多，但他为“风示僚属”和“仰答圣主”，把自己的部分收入捐给了战区灾民，寄回家的钱反而比以前少了。

　　

　　曾国藩立定主意不多往家寄钱，不仅因为要保持清廉之节，还因为他认定从小经过生活磨炼的人更容易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他在家信中说：“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

　　

　　虽然官至极品，但曾国藩晚年生活仍然保持俭朴习惯。薛福成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其(曾国藩)本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chán，平民住所)，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过四簋(guǐ，古代食具)。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wǎn)宋李沆(hàng)之遗风(杨、李二人分别为唐宋名臣)。而邻军困穷，灾民饥馑，与夫地方应办之事，则不惜以禄俸之盈余，助公用之不给。”www.lishi54.com

　　

　　这段叙述，应该说并没有过分夸张。曾国藩爱穿着家人为其纺织的土布衣服，不爱着绸帛。曾国藩升任总督后，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当时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曾国藩夜阅公事，全家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通常他每顿饭只有一个菜，“绝不多设”。

　　

　　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官署去世，终年61岁。他生前曾留下遗嘱，丧事概不收礼。但曾国荃建议曾纪泽不要遵守此项遗嘱，因为，一品大员的丧事，“实非巨万可以了”，关系密切者，“似可以酌受”。但曾纪泽拒绝了此项建议。曾国藩自以为生前给自己留下的养老钱“极丰裕”，然而办完丧事后，已经所剩无几。

　　

　　三、“四败”藏锋

　　

　　曾国藩认为为官有四大忌，即“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曾国藩把这“四败”写在案头上，每天都提醒自己。

　　

　　在另一个地方，曾国藩又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我看历代的那些着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不管是居官四败也好，还是二败也好，其实都有一个核心，这就是，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往往是由于不知道顾忌。

　　

　　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国藩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不但不敢高兴，反而感到战战兢兢。他说：

　　

　　“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累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当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