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央电视台重播了电视剧《于成龙》，引发公众关注和热议。作为“天下廉吏第一”，这位清朝的官员在300余年后的今天依然能够成为话题，这既说明其为官之道、道德文章具有的长远价值，也表明在反腐倡廉时代背景下公众的某种期待。

　　

　　沉潜乡野几十载，了解民间疾苦锻炼个人才识

　　

　　中国文化向来推崇少年天才，官场亦是如此。不过，封建官场升迁有着严格的制度，宋人形象地将其称作“磨勘”，即需要一步一个台阶升迁。制度设计的益处在于，官员能够经历各种职务、不同环境的历练，进而逐渐具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同时，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上锻炼并锤炼出真正的人才。但弊端则在于，每一级职位对于年龄的要求较高，故当事者倾向于及早跻身于高级官员的行列，易急于求成。

　　

　　实际上，沉潜深思、修身养性、积累经验、久久为功，才能走得更远、更稳健。与其一味推崇少年天才，不如推崇那些默默努力、涓滴成流、聚沙成塔、大器晚成之人。于成龙便是这样的典型例子。于成龙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山西永宁州人（今山西方山县下昔乡来堡村）。少年时代，他就勤奋好学，熟读诗书，且明晓事理、见识过人。他曾在明崇祯十二年考中乡试副榜贡生，但迟迟未能走上仕途，于是便在家过着清苦的耕读日子。这样的岁月锻炼了他的才识，也让其对民间疾苦有更多的了解。这对他后来的从政生涯，不能不说是一种帮助。

　　

　　于成龙在家乡时就名声在外。有记载说，明末盗贼蜂拥而起，乡里居民曾欲修筑堡寨以做防卫，而堡寨所在的地方正位于于成龙家的祖坟附近。风水先生认为这将不利于风水，但于成龙笑着回答：若能保千家万户平安，独对我家不利，那就是利多而害轻，应当修筑。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他思考问题往往能从大局着想，体贴百姓疾苦。这与其后来的从政思想是一脉相承。

　　

　　多地州县任上，兴利除弊不做太平官

　　

　　《韩非子》记载，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武。这句古语对设计一套科学的干部遴选机制很有启发。高级官员的成长总是需要在基层、在艰苦区域的锻炼。

　　

　　清顺治十八年，于成龙第一次出仕，这一年他已经44岁了，第一任官职是任广西罗城县知县。从山西到罗城，行程将近6000余里，家人、亲友很为他担心，但他不以为然，决心要为民做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某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

　　

　　罗城地处荒僻，条件十分艰苦。据于成龙文集《于清端公政书》记载，罗城没有城郭，城内居人不过数家，满目荒凉，野狼遍地，甚至没有官衙，最初只能寄居在关羽庙，把床安放在周仓塑像之后，以院内积土当作几案，旁边挖坑做饭，炊具也只有一锅一盆。没过多久，他带的两个仆人就遇到瘴病而死；另一个仆人见此情形，也告辞而去。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于成龙兢兢业业，为民谋利、问民疾苦，设学校、兴教化，不久便取得成效。罗城盗贼频繁，一方面是因为贫穷，自然条件险恶，另一方面也与族群关系复杂有关。除了汉人外，当地还有瑶人等民族，民风强悍，相互仇杀，且有人据险为盗。为此，于成龙编查保甲，约束居民，同时率乡勇直捣盗贼巢穴。一时间，罗城居民得以安居乐业，尽心于农耕。

　　

　　于成龙去罗城时，家眷皆未跟随。于是，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县政事业上，且做到了爱民如子。当地人看于成龙生活清苦，便向他送来一些油盐，于成龙说：“我一人在此，何须如许物，可持归，奉汝父母。”不出三年，罗城大治。五年后，因政绩出众，于成龙考核时被定为“卓异”，这是清朝官员考核的最高等级，被调任四川合州担任知州。于成龙调任前，罗城人民夹道送行，“泣送数百里”。

　　

　　合州也是一个比较贫瘠的地方。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人口衰减，但徭役依然很重。担任知州职务对于成龙而言，是一个大的考验。他到任之后，立即对旧有积习进行改革。按惯例，知州到任后，知府下帖要求合州送鱼，但于成龙接帖后，坚决拒绝，同时向上级汇报民间疾苦，将居民役务负担废除了10余件，又设法鼓励人开垦荒地。百姓赞扬他清风廉洁，跟在罗城一个样。

　　

　　两年后，于成龙又因政绩突出而调任湖广黄州府同知，驻扎岐亭镇。有一年，黄州闹饥荒，于成龙没有什么积蓄，就把自己乘坐的一匹骡子出售以赈济灾民。但好景不长，吴三桂突然在云南起兵，兵锋直指湖广。清康熙十三年，于成龙署理武昌知府。为招抚叛逆，他自骑一骡直奔敌寨，并成功劝服对方，其勇其智令人叹服。这其实与他在黄州、武昌任职期间人品高洁、廉洁奉公、威望甚高是分不开的。

　　

　　因平叛有功，于成龙被擢升为黄州知府。尽管战事紧急，但他依然极其关心民众疾苦，严令禁止在正常赋税之外再行征收，禁止私自加派，禁止官员之间相互馈送，由此民心大安。清康熙十七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江防道员，操练水师，亦卓有成效。

　　

　　在正式成为省级大员之前，于成龙出任罗城知县，随后出任知州、知府、道员，并先后在广西、四川、湖广等地历练。难能可贵的是，以如此高龄在基层任职，于成龙没有丝毫心灰意冷，也没有打算做一个太平官，而是每到一地，无论任职时间长短，总是竭尽所能，兴利除弊，劝课农桑，兴教化，废除陈规陋习，同时做到了清正廉洁。这正是应了他说的那句“天理良心”！

　　

　　身为地方要员，力行勤俭革除社会陋习

　　

　　《论语》云：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句古语强调，官员从事政务需要崇高道德和人格魅力的示范。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风清气正的官场之风。对于高级干部这些“关键少数”而言，更是如此。于成龙的经历，对今天的高级干部不无启迪。

　　

　　清康熙十七年，于成龙升任福建按察使，主管全省司法案件。于成龙到任之后，逐一纠查，将被冤屈入狱的平民尽行释放。当时的福建巡抚大加赞扬，认为于成龙执法不徇私情且甘于淡泊，为福建全省廉能第一。康熙皇帝也表示认可，赞扬于成龙居官有年、素有才能。

　　

　　没多久，于成龙被擢升为福建布政使，是全省民政事务的最高官员，仅次于巡抚。虽然此时已是高官，但于成龙依然与任职罗城知县、合州知州时一样，生活清苦，粗茶淡饭，从不知享受，也不收受馈送。即使这些馈送是当地长期形成的惯例，也一律不接受。他的卧室里，除了有一些书籍、朝服和煮饭器皿外，别无一物。于成龙曾说过：“不知世间有享受事，亦不知馈遗交际欲何为计？俸入自给有余，要钱何用？”

　　

　　两年后，于成龙升任直隶巡抚；后一年，又升任两江总督。这两个官职属于很重要的地方要员，由此亦可以看出他的政绩是多么突出。康熙皇帝曾经召见于成龙，称“尔为当今清官第一，殊属难得”，还赞他廉洁自持、始终如一，“自起家外吏，即以廉明着闻。历升巡抚，益励清操，自始至终，迄无改辙。凡在亲戚交游相请托者，概行峻拒，所属人员并戚友间有馈遗，一介不取”。

　　

　　在直隶巡抚任内，于成龙对当时官场的馈送结纳风气深恶痛绝，到任即告诫州县，不许搜刮百姓，馈送长官，如有违反，绝不宽宥。赴任两江总督时，于成龙不像其他官员一样大张旗鼓，以示威严，而是与幼子共骑骡车一辆，悄悄入衙。平日里，轻车简从，查访民间，革除积弊，通宵达旦地工作。由于于成龙常常食用青菜而不知肉味，竟还得了个“于青菜”之称呼。江南地区经济发达，文人众多，原有奢靡之风，见于成龙力行勤俭，于是世风开始有所变化。

　　

　　清康熙二十三年，因多年积累成疾，于成龙病逝于任上。众人到其寝室，只见到绨袍一袭、靴带二、瓦瓮米数斛，见者为之落泪。一个担任两江总督的高官，清贫至此，古今都不多见。丧归山西之时，“江宁守及门下诸生合士民数万人步行二十里外，付地哭，江涛声殆不闻”。康熙皇帝为他撰写碑文，赐谥号“清端”。同时，入北京三立祠，意为“立功、立德、立言”。清康熙四十六年，即于成龙去世20多年后，康熙皇帝南巡时还听到江南流传于成龙的清官故事。

　　

　　正确的义利观，不是做大官而要做大事

　　

　　于成龙不仅是廉吏，而且是能吏，堪为楷模。他的成长历程，与他持有正确的义利观有很大关系——做官不是要做大官，而是要做大事。因而，他每到一处，都能不避艰险、不避非议，勇于任事，坚持原则和正义，兴利除弊，甚至得罪上级、豪强也在所不惜。

　　

　　“公生明，廉生威。”于成龙一生勤政爱民、自甘淡泊、严于律己，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不仅让下级信服，而且收获了百姓的支持与认同，故能政通人和、百姓乐业。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的是，于成龙之所以在清康熙朝出现，与当时朝廷肃清吏治、完善健全选拔考核制度、扫除积弊有关。在官场风气较正的大环境中，廉官、能吏能够迅速被提拔，并进一步为官场新风注入活力。

　　

　　于成龙的事迹对于今天的反腐倡廉依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一是官员考核应重德行、重能力，而不是按照年龄一刀切。二是官员要有正确的义利观，廉洁奉公，为民谋利，方得受人敬重，方能行之久远。三是官员要修身养性，勤于读书，于书中结交古今圣贤。这样的修身养性，才能免受不良风气侵害，“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四是要使一大批廉洁官员能够在官场中出现，需要良好的政治环境，这就需要国家下大力气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官场新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胡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