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原名伯循，字诱人，后用谐音“右任”为名，晚号太平老人。25岁时，中癸卯科举人。

　　

　　于右任曾以诗鼓吹革命，陕甘总督升允密奏其《半哭半笑楼诗草》“大逆不道”，最后，他得到总督府幕、父执李雨田的帮助逃脱，潜伏上海。船至南京时，他上岸遥拜明孝陵，留诗一首：“虎口余生亦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

　　

　　抵沪后，于右任进入震旦学院，师从马相伯。后因外籍教员干涉校务怒而离校，与学友另砌炉灶创办复旦公学。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参加光复会，开始追随孙中山先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赴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一年后归国，在沪创办《神州日报》。后来，他又创办《民呼》报，但报纸仅出版83天即被查封，他也入狱37天；出狱后20天又创办《民吁》报，50天后再被查封。一年后，他创办的《民立》报问世，报馆成为革命党人宣传中枢，亦为黄花岗起事后革命党人联络指挥之总机构。

　　

　　此间，由于父亲病故，于右任秘密返乡。安葬事毕，他又离乡远去，作诗一首《再出关》以表心迹：“目断庭闱怆客魂，仓皇变姓出关门。不为汤武非人子，付与河山是泪痕。万里归家才几日，三年蹈海莫深论。长途苦羡西飞鸟，日暮争投入故村。”

　　

　　1924年底，于右任陪同孙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病危时，他曾参与起草《总理遗嘱》。1926年，他与李大钊计议后，赴苏联促冯玉祥回国，誓师五原。

　　

　　于右任一生充满了正能量，在各领域追求建功立业。政治方面，他是民国元老，做过民国政府的审计院院长、监察院院长等要职，和孙中山出生入死，蒋介石都要看他脸色；教育方面，他参与创建复旦大学、上海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名校，重教兴学不遗余力；文艺方面，他是民国首席草书大家，留下诗文过千；慈善方面，他一生捐款、捐书法无数，或赈灾家乡陕西，或支持民族抗战；道德方面，他乐于助人，且从不张扬，一笑了之。而唯一不足论的就是他的财富。于右任一生都处于缺钱境况中，毫不夸张地说，他过了一辈子穷日子。耄耋之年患牙疾，牙医建议他安装假牙，因付不起8000元医疗费，只好作罢。

　　

　　最不可思议的是，于右任过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他的大儿子和一帮官员共同打开他的保险箱，结果彻底惊呆了：箱内既没有任何钱财宝物，也没有股票证券，多为生前重要日记、信札。欠账单倒有若干，有为幼子于中令出国留学筹集旅费所出具的借款单底稿，还有平时从副官那里借钱应急的数万元账单。除此之外，就是妻子早年为他缝制的一双布鞋。1949年，他与妻子分隔两岸后，一直舍不得穿此鞋。铁箱之谜揭开后，人们赞誉：“右老遗产，仅有账单，清廉自苦，元老典范。”而当时的媒体则说：“三十功名袖两风，一箱珍藏纸几张。”还有一篇报道说：右老身后，家无长物，只“有三五套布袍布衣，布鞋布袜……”

　　

　　按常理说，于右任位高权重，且威望耸立，无论如何都不会如此窘困。他不贪腐，靠工资与福利也够享用了，而且写点书法，到处挥毫也能换来些润笔费，不至于死后只剩下欠账单。他不住豪宅，不坐豪车，生活作风正派，但总可以给孩子们留点遗产吧。北洋政府曾以每月3000元大洋的薪酬聘他，还赠文虎一等勋章。对此，于右任拒绝道：“钱，我见过。什么文虎章，你狗也给、猫也给，我看不值半文。”于右任不仰人鼻息，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自我。而正是因为他对人无所求，才有坚持自我的本钱，才能宠辱不惊。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坚持自我，哪怕坚持一个小小的想法都做不到，那只是因为我们受外界牵绊太多。他从来不怕官员财产公示，彰显出两袖清风的品格。

　　

　　于右任是我国近代书法史上的书法大师、一代草圣，是书法史上“三个里程碑”之一。他的书法风格多变，其秘诀就在于“无死笔”三字。他的书作，有神而无形式之累，有法而无用法之相，有力而无用力之迹，最难能可贵的是，他随时随地都有创新。中国书法史上，少有与于先生比肩者。

　　

　　早年，于右任常背一个褡裢袋，里面仅有两枚印章，倘有人求字，提笔就写、拿章便盖，从不收钱，压根儿就不在意自己高大上的身份。他不在乎自己的艺术回报，只把艺术当做一种乐趣。前来求字的人数不胜数，基本无人遭过拒绝。只不过有一次，他遇到一个放浪形骸之人向他求墨宝。这个人素来生活不拘小节，甚至夜间曾在院内角落里小便，邻居多有微词。此人死皮赖脸地缠着于右任不放，并说写几个什么字都行。于右任推脱躲避不得，一气之下，给那人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个字。此人看了连声说“很好、很好”，还说要装裱挂在厅堂里。于右任感到奇怪，过了些日子，过去一看，果然字已裱好挂了起来，只是六个字又重新排列了，变成“小处不可随便”。于右任转怒为喜，说：“经你这么重新组合，比我原来的字价值高多了。”

　　

　　于右任隔海不隔心，念念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1962年1月12日、22日他在日记中分别写道：“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山要最高者。”1月24日，他又作了一首《国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于右任于1964年11月10日晚因感染肺炎，病况恶化仙逝。1965年7月，他被安葬于台北县淡水镇七星山墓园。此处海拔800余米，面望台海，中原河山隐约在望。墓园前门石牌坊横题为“日月其心”，旁边的石柱题曰：“两山望神州，万里风涛接瀛海；东南留圣迹，千秋豪杰壮山丘。”背面题曰：“革命人豪，耆德元勋尊一代；文章冠冕，诗雄草圣足千秋。”“海气百重开，终古有灵飞太华，国殇高处葬，此山不语看中原。”

　　

　　于老先生一生胸怀国家大业，寄希望国民党内有良知有智慧的人为中华民族做一件不愧祖先的大事情。他辞世前尚能握笔时，曾题赠蒋经国一联：“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书到此处，想起了我国中医大师陈存仁在一篇文章对于右任的评价：“‘文官不要钱，武将不要命’，这是国家强盛的先兆，我想到于右任先生，不爱钱不要钱的作风，诸多事实是我身历其境，亲眼见到的……”他在文章中讲了一长串于右任虽穷却想方设法助人为乐的美谈。他说：“总之，于老公正廉明，经为任何事情，是一个钱都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