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满门俊秀，孩子各个成才，除了公众所熟知的梁思成外，还走出了梁思永和梁思礼两位院士。今年，是梁思永诞辰110周年。本月，也将迎来梁思礼的90岁华诞。借此机会，我们不妨再度领略梁门三院士在各自领域的传奇风姿。

　　

　　一个家庭，能出一位教授已是不易；能出一位院士，更是无上光荣。而在中国科技史上，却出现过一个家庭培养出三位院士的特例。

　　

　　其中一例的一家之主，便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梁家满门俊秀，孩子各个成才，除了公众所熟知的梁思成外，还走出了梁思永和梁思礼两位院士。

　　

　　育子有方梁启超

　　

　　梁家子女成器，背后少不了梁启超的影响。

　　

　　对于治学，相对于成功与否，梁启超更看重的是治学的态度。在给梁思成、梁思永的信中，他写道：“汝等能升级固善，不能亦不必愤懑，但问果能用功与否。若既竭吾才，则于心无愧；若缘殆荒所致，则是自暴自弃，非吾家佳子弟矣。”

　　

　　梁思成在外求学期间，对所学专业产生疑惑，来信询问，梁启超为其解惑：“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

　　

　　梁思成曾表示，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梁思永的影响特别大。梁思礼也认为，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其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建筑宗师梁思成

　　

　　梁家几位子女中，最着名的当属梁思成。

　　

　　1946年，梁思成赴美国讲学，受聘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并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建筑师。由于在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上作出的杰出贡献，他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后来，梁思成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他还曾被选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1948年，在平津战役前，梁思成绘制了《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使北平古迹避免受到炮击，保护了北京的文物和古城墙。

　　

　　美国学者费正清也对梁思成评价颇高：“二战”中，梁思成因为车祸后遗症导致脊椎受伤。然而，无论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无损于其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就是在战争时期，梁思成用英文写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

　　

　　专事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更是称梁思成为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

　　

　　拼命三郎梁思永

　　

　　相对于梁思成，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显得不那么为公众所熟悉。但他却是我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并于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永还曾担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此外，他还留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这样的经典传世。

　　

　　梁思永选择考古，很大程度上是受梁启超影响。很多外国人当年来中国四处挖掘文物，得手后即偷运出国牟取暴利，梁启超觉得中国不能放任自家的宝贝被人夺走，中国学者应该努力建立自己国家的考古学科。

　　

　　当时，考古是一门不被人看好的冷门专业，但梁思永却义不容辞地赴美学习考古了。

　　

　　在他的女儿梁柏有眼中，父亲就是名副其实的“拼命三郎”，就算是在患病后，也依然那么拼命。

　　

　　梁思永经常挽着裤腿下水工作，脑力和体力消耗都非常大。他在野外工作时时常连续泡在水中长达几小时，随便啃点馒头喝几口凉水就当正餐。

　　

　　1932年春天，梁思永在野外工作时患病，当时没有及时治疗，仍坚持工作，直到后来发起高烧，住进了协和医院，才知道已转成烈性肋膜炎。医生从他的胸部抽出四瓶水，颜色像啤酒一样。

　　

　　1950年8月，梁思永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当时他基本上只能在病床上主持考古所的工作，制定长远规划，指导野外工作和室内研究，把每天要做的事写在小条上，逐条解决处理。与此同时，他的研究工作却丝毫不耽搁，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工作上。

　　

　　在梁柏有看来，梁思永年仅49岁就去世，其实就是积劳成疾。

　　

　　精忠报国梁思礼

　　

　　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科院院士梁思礼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1929年梁启超逝世时，梁思礼只有4岁多。但在梁思礼的心中，父亲的影响却伴随了他的一生。

　　

　　梁思礼说：“我们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这一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

　　

　　1941年，梁思礼来到美国，然而两周后，珍珠港事件就爆发了。他因此和家里失去了联系，经济来源也因此断了。

　　

　　此后他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在罐头厂装过罐头，在餐厅端过盘子，在游泳馆当过救生员。

　　

　　打工之余，他将所有时间投入到了学习中。在美国求学期间，梁思礼主修电机工程专业，之后又学了自动控制专业，并先后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1949年9月，离开祖国已经八年的梁思礼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归心似箭地回到了那片他日思夜想的故土，参加新中国建设。

　　

　　不过，回国创业的道路充满坎坷。1962年的一次导弹发射，留给梁思礼的是一段惨痛的记忆。“发射后没多久，导弹就不听使唤地掉在了当时距离我们300米的地方。”试验虽然失败了，梁思礼却从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随后的两年时间，梁思礼是在无数次的试验中度过的。在经过17项大型地面研制试验，105次发动机试车后，东风二号导弹在1964年6月29日发射成功了。

　　

　　作为我国第一代航天人，他的职业生涯也见证了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即将走过人生第90个年头的梁思礼说，林则徐的一句话正是他一生的写照：“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