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自小寄居在外祖父家。那时，外祖父家有一间小手工作坊，以此维持全家生计。在他小的时候，母亲靠在亲戚家里帮佣的微薄收入，将他和姐姐拉扯大。

　　

　　1898年6月17日，他就出生在常州西门外西仓街薛天兴皮行，即外祖父家的后院里，虽然自小家境贫寒，但他工于学业，13岁时小学毕业，顺利考入常州府中学堂。1915年18岁时，他第一次远离家乡考入北京大学，同年冬转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学习。他的出生年代，正处于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灾难深重，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时期。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他积极投身其中，成为天津地区爱国运动的骨干。

　　

　　那时，他在北洋大学读三年级，家中惟一的姐姐出嫁了，母亲年轻守寡，身体非常不好，身边已无人陪伴照顾，于是就为他包办了一门婚事，他是孝子，体贴母亲疾苦，奉母之命，回乡成亲，与识字不多的孤儿陆静华结婚后，育有一子二女。

　　

　　第二年春天，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来华商议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事宜时，被称赞为“学贯中西、才华出众”的他担任翻译。下半年10月，他22岁时大学毕业，加入李大钊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党组织，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创始人之一。

　　

　　第三年2月，他作为中共派往共产国际第一位使者，远赴俄国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担任中国科书记。临行前，他在写给妻子陆静华的一封家书中说道：“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但是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这是他现存于世惟一的一封家书。

　　

　　第四年4月，他返回国内，陪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前往广州面见孙中山。6月，由于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孙被迫在上海避难时，他和多位党人多次前去会见，提议国共合作，最终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此过程中，他功不可没，并以无穷的精力和渊博的知识赢得各国共产党人的尊重。

　　

　　1924年，又是一个春天，按照党的要求，他回国担任团中央总书记。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他早在1922年4月间，曾蜗居汕头的一家小旅馆里，足不出户，忍受着蚊虫叮咬，伏案疾书，整整三天，一鼓作气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各种文件、决议和草案全部拟订出来时，他的手脚和脸上已被蚊虫叮咬无数个小红包。

　　

　　1927年“八七”会议后，受中央指派，他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省委军委书记，奉命组织广州起义，担任总指挥。正当准备工作紧张进行，不幸消息泄露。他当机立断，决定提前一天起义。广州起义随即爆发，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民浴血奋战，1927年12月12日下午，重要阵地被攻占，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当局联合起来，分兵直扑起义总指挥部。他立即乘车赶赴前线指挥战斗，行至广州市大北直街（现解放北路）附近，遭到敌人伏击，身中三弹倒在插着红旗的敞篷汽车里，壮烈牺牲，年仅29岁。

　　

　　他在给妻子的家书中主张女子不做丈夫的附庸，劝导妻子入学堂学文化。他牺牲后，妻子陆静华为了丈夫嘱托，在战乱年代无论生活多么艰苦，都没有舍弃自己瘫痪在床的婆婆，抚养当时最大才7岁的三个孩子。而他们的三个孩子，大女儿为帮母亲照顾奶奶，放弃了一直向往的参加革命的机会；二女儿1938年前往上海找到地下党组织，参加新四军时，年仅16岁；惟一的儿子也参加了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牺牲，时年18岁。

　　

　　他就是张太雷，原名张曾让，字泰来，学名张复，投身革命后又名椿年、春木，最后改名为太雷，寓震醒痴顽、打击强暴之意。他牺牲后，1933年8月16日，中央决议在江西和福建的一处边界上设立太雷县。1998年6月16日，纪念张太雷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09年9月10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他改名立志，奇情壮丽的一生有如他的名字一样，雷霆灿烂，声光深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以热血和青春实践了“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的誓言，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