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指唐、宋两代八位散文作家，有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并称“韩柳”)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并称“三苏”)、王安石、曾巩。明代初年，朱右选韩、柳、欧阳等人之文为《八先生文集》，“八家”之名，即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文编》，唐宋文亦仅取“八家”。稍后，茅坤在前基础上加以整理和编选，选辑“八家”的作品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其书颇为流行，“唐宋八大家”之名亦广为传诵。

　　

　　安史之乱给唐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德宗、宪宗两朝出现了某种转机，有识之士以为中兴有望，致力于改革者不乏其人。政治上有“永贞革新”，诗坛上有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散文领域则有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

　　

　　韩愈的古文写作理论，一是“文以载道”，其“道”的含义除儒家伦理外，还包含“物不得其平则鸣”的因素；二是反对“骈四俪六”，提倡单行散句的先秦两汉散文，尤为注重“词必己出”和“文从字顺”。

　　

　　他的说理文感情充沛，态度鲜明。《原毁》、《师说》、《进学解》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他的叙事文成就更高，影响也更大。其所作《柳子厚墓志铭》，文情并茂，卓绝一代。

　　

　　他的散文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把单行散句的散文由文学扩展到一切应用文领域，与骈体文形成全面对抗的形势，开创一代文风，其功不可泯。

　　

　　柳宗元散文的第一项成就是寓言小品，《三戒》是广为传颂的名篇，妇孺皆知。他的山水游记也有较高成就，《永州八记》最为着名。他的记叙文多是有感而发的，如《捕蛇者说》就是感于“赋敛之毒有甚于是蛇”而写。在《童区寄传》中，他把同情放在区寄一边，将他写成反抗强暴的英雄。他的说理文也很精彩，《封建论》、《天说》等都是具有深刻意义的篇章。

　　

　　欧阳修的散文、诗、词均有特色，但词不如诗，诗不如文。他的散文政治倾向性强，《与高司谏书》是其代表作。

　　

　　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言事触怒宰相吕夷简。吕夷简以“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为名，贬范到饶州。右司谏高若讷依附吕夷简，诋诮范仲淹。欧阳修写信给高，痛斥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全文大义凛然，痛诋范仲淹的反对派。揭露高若讷以“三疑而后决”，断定高若讷“非君子也”。行文曲折条畅，义正词严，咄咄逼人。高见信后恼羞成怒，上报宰相和仁宗，欧阳修因此被贬为夷陵令。

　　

　　他的散文还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如《伶官传序》提出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见解，不仅对帝王，对“庶人”也有警戒意义。

　　

　　浓郁的抒情性是欧阳修散文的另一特色。《醉翁亭记》围绕“乐”字写景叙事，在叙事写景中抒情。全文用说明句，而句式结构多变，于不变中求变，层层递进，渐入佳境。是我国散文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

　　

　　“三苏”、王安石、曾巩均出欧阳修门下。

　　

　　“三苏”指北宋散文家苏洵（字明允，号老泉）和他的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辙（字子由）。宋仁宗嘉定初年，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到了东京(今河南开封市）。由于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誉，他们的文章很快着名于世，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才识》记载：“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也。”“三苏”的称号即由此而来。苏氏父子积极参加和推进了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他们在散文创作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俱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三苏之中，苏洵和苏辙主要以散文着称；苏轼则不但在散文创作上成果甚丰，而且在诗、词、书、画等各个领域中都有重要地位。

　　

　　王安石的散文以拗折峭劲着称。峭劲的代表作是《答司马谏议书》，简峭强劲，英气逼人。《读<孟尝君传>》是拗折的范例，很有气势。

　　

　　游记散文《游褒禅山记》将叙述与哲理融合为一体。身在山中，神游象外，不畏艰阻、百折不挠的精神，于行文中灼灼可见。

　　

　　王安石的文章充满了英气、锐气、正气，是一大特色。

　　

　　曾巩为王安石所推许。散文以平易见长。有些文章对当时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主张在“合乎先王之意”的前提下对“法制度数”进行一些改易更革。在“唐宋八大家中，其成就不如另外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