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近代中国的改造者之一。改造旧世界、旧秩序，这是十九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矢志不渝的追求。外部世纪的急剧变化，即便对中国内陆世界，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毛泽东的成长，既尤其家庭特征，又有个人的奋斗。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最大的影响，来自三个层面：一个旧式的小农家庭、良好的古典教育与新的知识系统(当然，后者对他影响更大)、以及偶然的机缘接触到新思潮的弄潮儿。在这三重视野，叠加在青年毛泽东身上。

　　

　　关于毛泽东的出身，逄先知、金冲及在他们主编的《毛泽东传》中平实地讲述了少年毛泽东的家庭：闭塞的生活环境、缺乏眼界与性情暴躁的父亲，以及艰苦的劳动。

　　

　　尽管韶山来历的传说是那样美丽，毛泽东出生时，这里的现实环境却同旧中国其他闭塞而贫穷的乡村没有多少两样。冲里住着六百多户人家。祖父毛恩普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因为家境窘迫，不得不把祖传的一些田产典当给别人。毛恩普只有一个儿子，去世的时候，孙子毛泽东长到了十岁。

　　

　　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十七岁开始当家理事，因为负债被迫外出在湘军里当了几年兵，长了不少见识，也积累了一些银钱。还乡后，赎回毛恩普典出去的土地，不久又买进一些，增加到二十二亩，每年能收八十担稻谷。湘潭有着在湘中很有点影响的米市。毛顺生善于经营，后来又集中精力去做稻谷和猪牛生意，资本逐渐滚到两三千元，还自制了一种叫“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在小小的韶山冲，可算是个财东了。

　　

　　在旧中国，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大多克勤克俭，精明刚强。父亲的这种性格，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顺生和大多数走上坡路的农民一样，试图按自己的生活模式塑造儿子。毛泽东从六岁起就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柴，识字后也帮父亲记帐。特别是十四到十五岁大约两年的时间内，他成天在地里跟家中雇的长工一同干活。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父亲的严厉感受很深，后来回忆说，“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帐，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于是，犁、耙、栽、割，全套农活，他都样样在行。还常常跟长工争胜，抢重活干，养成了山区农家子弟的本色：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怕艰难，对农民的疾苦也体会很深。

　　

　　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谈到他的家庭状况时，对父亲，有所不满。毛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指摘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我还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斯诺：西行漫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