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1896.12.27-1998.5.3)，又名仰岳，宇伯陵，绰号“老虎仔”，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1950.4)，抗日名将，着名的军事家、统帅。

　　

　　薛岳系广东省乐昌县人，于1896年12月27日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07年春，刚满十岁的薛岳，进入黄埔陆军小学学习，于1910年毕业。不久，加入中国同盟会。1914年，又加入中华革命党，与党人邓仲元、朱执信等一起，继续进行反袁护国斗争。次年春，被送往武昌陆军预备学校第二期，学习了两年。毕业后，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深造。1918年，在保定陆校尚未毕业，便南下广东，参加孙中山新建立的援闽粤军，任司令部上尉参谋。6月，随部前往福建，建立以漳州为中心的二十多个县的根据地。

　　

　　1920年8月，薛岳随部回广东讨伐桂军。不久，任邓仲元建立的粤军第一师机关枪营营长。次年5月，与叶挺、张发奎分任孙中山总统府警卫团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营营长。8月，护卫孙中山溯西江到桂林设立北伐军大本营。遭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破坏后，于4月又护送孙中山从广州北上，改设大本营于广东韶关。1922年6月初，带领第一营大部随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从韶关返广州。

　　

　　6月16日凌晨3时，陈炯明公开叛变革命，令所部叶举、洪兆麟等部围攻越秀楼和总统府。警卫团叶挺营坚守总统府前门，薛岳指挥所部固守后门，多次击退了叛军的进攻。叛军便断水断电，企图困死革命卫士。战斗持续了十多个小时，警卫团便保护宋庆龄突围。叶挺营在前面开路，薛岳率领机枪营殿后，冒着枪林弹雨，将孙夫人护送到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寓所石屋。孙中山则在事变即将发生登上了永丰舰。

　　

　　警卫团被冲散后，薛岳带着部分警卫战士到珠江“永丰”军舰，继续守卫在孙中山身边。不久，奉孙中山之命，同林直勉等人秘密潜往广西梧州请兵。在粤军第四师的营长莫雄帮助下，与该师师长关国雄取得联系，召开了驻梧州陆海军少校以上军事会议，商量出兵平叛事宜。正在这时，得到粤军许崇智部回师受阻被迫开往福州的情报，便决定暂停这次军事行动。两天后，秘密地乘搭“大明号”港梧轮船赴香港，转往上海，向孙中山先生汇报广西请兵情况。

　　

　　8月，薛岳与李章达、叶剑英等被孙中山派到福州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中服务，任总司令部中校参谋。不久，任第八旅十六团团长。1923年4月，率部随东路讨贼军南下，到达广东潮梅一带，协同西路讨贼军，夹击叛军陈炯明的洪兆麟、尹骥、李云复、翁式亮等部。5月9日，前往揭阳的东路讨贼军遭到叛军袭击，通往丰顺要地言岭关被占，道路受阻。在这危急关头，他带领全团官兵，在旅长张民达指挥下，与其它部队一起，反覆猛攻，夺回言岭关，使全军转危为安。事后，第八旅全体官兵受到孙中山先生的接见和表扬．

　　

　　1924年，薛岳先后担任粤军第一师少将副官和师参谋长。次年2月，任第一军第十四师副师长兼第十四团团长，在第二次东征中，常常以少胜多。3月27日，他在给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及汪精卫、蒋介石等电报中说：“3月11日，逆军残部由赣边来犯兴宁。职团由大埔星夜赶到合水，与逆军激战半日，被我击溃，向平远逃走。13日，追至东石，被我夜袭。18日，追至大宗袜，我乘雨袭击，敌伤之数百余人。我伤亡百余人。职团获步枪五百余支，……俘虏四百余名。现敌一部退往福建，一部退往江西，敌之将官，俱已退往香港、上海。”由于战果显着，受到蒋介石的通电表扬。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第一军的第一、二师作为总预备队，随西路军行动，后调往江西执行作战任务。克服江西后，薛岳任第一师师长，率部为先遣队，向浙江省进军。2月18日，首先开进杭州市。这时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率领第一军第三师也从福建赶到，第一师即重归第一军战斗序列，继续向上海挺进。3月下旬，到达上海郊区龙华。

　　

　　3月21日，上海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为了迎接北伐军进入上海，在周恩来等同志的领导下，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22日，薛岳不顾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的反对，应上海总工会代表的要求将第一师开进上海。

　　

　　3月底，蒋介石、李宗仁等在上海密谋“清党”。第一师师长薛岳和第二师师长严重被视为“具有左倾迹象”，其部也被视为“不可靠”。4月2日，第一、第二师的政治部被蒋介石下令解散。这时，武汉革命政府总政治部秘书长李一氓(共产党员)携邓演达给同乡好友薛岳的亲笔信，率总政治部先遣队赴上海开展工作。薛岳与李会见时，对蒋介石不信任自己“深为不满”，劝李说“情况不好”，要“谨慎”。没多久，他知第一师将要调离上海的梢息，便赶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建议“把蒋介石作为反革命抓起来”。但是，“共产党不同意，而建议薛岳装病以拖延撤离时间”。4月5日，第一师就被调离上海到京沪线护路。薛岳被解职之后，南下广东，投靠第四军军长李济森，担任广东新编第二师师长。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朱德、叶挺等率起义军南下广东，进驻潮梅一带地区。薛岳奉李济深命令率新编第二师迅速开往揭阳、普宁地区，协同陈济棠、徐景唐部，在汤坑与起义军展开激战。所部四个团都被击败，师部也被包围，全师覆灭在即。这时，叶挺部营长欧震叛变革命，阵前倒戈。他便抓住这个时机，在赶来增援的邓龙光部协同下进行反攻。起义军寡不敌众，弹药将尽，被迫撤退。

　　

　　汤坑会战一结束，薛岳立即率领特务连轻装前进，迅速地占领汕头市，不准其他部队开进汕头。凡是各部要津、各种肥缺，都分别安排自己的亲友掌管。

　　

　　这年11月16日，张发奎、黄琪翔在广州发动政变，夺取李济深在广东的军政大权。薛岳也公开叛变李济深，投靠张发奎。所率新编第二师改编为第四军教导第一师，他任师长，除将第四团驻扎于广州西村陈家祠外，其余全部调往江门驻防。

　　

　　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等共产党人领导和发动了广州起义。薛岳奉张发奎电令，调所部两个团于12日晨从江门到达河南。3时半，从士敏士厂渡河进攻东堤一带，并沿永汉路搜索而上，进攻财政厅。这时，其师驻在广州的第四团正进攻观音山。上午8时，占领该山后，第四团连续五次向广州起义总指挥部(原市公安局)，进攻均被击退。但到晚上10时，在李福林的第五军和右派广州工人“敢死队”增援下，才占领了起义军总指挥部。随即白色恐怖笼罩广州城。

　　

　　张发奎、黄琪翔等屠杀广州革命群众的野蛮行为，不仅受到人民群众及舆论界的谴责，也遭到桂系军阀的攻击和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的非议，被迫离穗赴港。缪培南和薛岳分别担任第四军正副军长，将部队迅速撤往东江一带准备离开广东。在企岭、潭下遭到陈铭枢和黄绍竑部的东西夹击，先胜后败，被迫撤退，经老隆，转和平，进入赣南。余下二万人，损失近半。

　　

　　1928年1月24日，薛岳和缪培南率部取道赣东北，北上投靠蒋介石。4月6日，到达运河车站。第二天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并被编入第一集团军战斗序列，于31日进驻山东德州。7月，他和缪培南率先响应蒋介石发表的裁军通电，鼓动上校以上官佐联名上书，，要求裁撤第四军。9月中旬，第四军缩编为第四师，缪培南任师长，朱晖日为副师长。薛岳不能见容于蒋介石，被迫离队南下，到九龙闲居。不久，便参加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的反蒋活动。

　　

　　1929年初，俞作柏因策划倒桂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广西省府主席。薛岳与俞是武昌陆军第二期预备学校和保定军校的同期同学。5月，他和李朗如等，奉汪精卫陈公博之命，乘俞作柏率部从上海南下就职，经广州之时，劝俞赶走陈济棠，统一两广，作为反蒋基地。俞感突然，未同意。7月，他又以递送委任状为名，前往南宁，劝俞早日出兵。待俞同意后，才回香港复命。10月1日，俞在广西南宁通电反蒋，因部下吕焕炎叛变倒戈，反蒋失败。

　　

　　12月，张发奎南下广西，联合李宗仁反蒋。在此之前与朱晖日等也在香港设立机关，分头联络各地武装团体，并于12月3日，策应第四军，举兵反蒋。次年2月，第四军在花县讨蒋失败不久，薛岳和吴奇伟等在广东廉江归队。6月中旬，参加北流战斗。第四军与粤军蒋光鼐、蔡廷锴部激战两昼夜，损失惨重，缩编为三个团，他担任第三十五团团长。

　　

　　这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张桂联军从广西分途北上配合冯、阎对蒋作战。6月，其后续部队在衡阳受到蒋光鼐、蔡廷锴部阻截，后路被断。在这紧急关头，薛岳主张移兵东南，直捣南京，吸引蒋介石的主力，以达到“围魏救赵”之目的。但未被张发奎等采纳。后张、桂联军在衡阳遭到蒋、蔡部的围攻，伤亡惨重。突围至广西时，第四军仅剩千余人。他因自己主张被否定，造成大败，便灰心丧气，牢骚满腹，向部下公开宣布他和张发奎决不再干下去，同意官兵自行处置所带武器，致使军心更加涣散。7月4日，第四军退至桂林时，只剩下五六百支枪。可是，部分官兵要求坚持再干。后来，李宗仁将桂军一部分部队充实第四军的编制，任命薛岳为该军第十师师长。10月，薛岳受白崇禧指挥，率部参与解南宁之围，在对滇军作战中，脚部负伤。战后，他向总司令部请求调动工作，呈称：“平马之役负伤后，复染疟疾”，“尚未复原，恳准暂调工作，俾资调养”。12月，第四军进行缩编，总司令李宗仁批准薛岳的请求，第十师并入十二师，他被调任柳州军校校长。1932年1月，他看到国民党内部政局复杂，便辞职回九龙闲居。

　　

　　1933年5月，薛岳被蒋介石起用为第五军军长，参加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10月，到达南昌。先任北路军之第三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七纵队司令，后任第一路军代总指挥兼第七纵队司令。次年1月，任北路军之第六路军总指挥，负责赣南“剿共”任务。

　　

　　从这年4月开始，薛岳指挥第六路军先后占领了韶源、上冈、寿华山、兴国和赣南重镇古龙冈。10月，又占领石城，威胁红都瑞金。

　　

　　中央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后，薛岳奉蒋介石命令，指挥第六路军和第八纵队跟踪追击。红军入湘后，何键任追剿军总司令，他为前敌总指挥。11月，蒋介石调集中央和湘桂军四十万，企图将红军包围和消灭于湘桂之边。薛岳即奉命率部沿湘桂公路实施侧击，与红军战斗七天七夜。1935年1月，当中央红军进占遵义时，他指挥所部急行军开进贵州省会贵阳市及其周围，不久被蒋介石任命为龙云总司令的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兼贵阳“绥署”主任。

　　

　　1935年1月中旬，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准备从川南北渡长江。蒋介石急调三十六个团进行包围。薛岳奉命急调周浑元部渡过乌江，进入黔西，实施侧击，企图将红军压至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以西地区消灭之。但中央红军却突然转向滇东北的威信挺进。当他指挥部队向威信靠拢时，红军又突然东指，二渡赤水河，重占贵州桐梓、娄山关和遵义，消灭了王家烈第二十五军的三个团。他又急令吴奇伟率领第四军前往增援，也被红军击溃。这一役，王、吴两部共被歼灭万人以上。对此，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3月上旬，红军三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薛岳立即指挥各纵队进行尾追，并大筑碉堡进行包围。4月，蒋介石也赶到贵阳督战。就在这时，毛泽东却挥师东向，四渡赤水，再过乌江，指向贵阳。这使蒋介石感到意外的威胁，便亲自布置贵阳防卫。同时，急令云南孙渡率部日夜兼程前往“救驾”。这时，红军便乘虚转入滇境，从昆明西北方向渡过金沙江，围攻会理。薛岳又率部渡江向会理尾追。当他到达目的地时，红军已向大渡河挺进了。

　　

　　当年，石达开在大渡河遭到覆灭。这时，蒋介石立即调集薛岳的中央军及其他地方军队，二十余万人，组织大渡河会战，企图歼灭红军。可是，薛岳等正忙于调兵遣将之时，红军即分兵两路，迅速地打破刘文辉部的防线，分别从安顺场和泸定桥抢渡了大渡河。

　　

　　薛岳率部从江西至大西南，行程两万余里，转战西南数省，与红军作战，虽未取得胜利，但为蒋介石统治西南各省扩充了势力。早在中央红军向西突围之时，蒋介石就对陈布雷讲：“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薛岳一占领贵州省会贵阳，就任命亲信郭思演为贵阳警备司令，以中央军取代了黔军为贵阳城防军。他任贵阳“绥署”主任后，以“追剿”红军为借口，干预黔省经济、政治、军事、文教等各种事务。还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人力调查和整理黔省政府主席王家烈有关反蒋和贪污及其他方面的材料，迫使王家烈辞职而以吴忠信取而代之。同时，他还以第二路军前敌总司令名义，直接指挥和调动黔军，吞并王家烈部的侯之担师，拉拢收买王家烈嫡系部队的何知重、柏辉章师归附国民党中央军。后来，又借第二路军集中整编之机，将王部大量裁减，并停发军饷，煽动王的部下闹事，迫使王家烈再次辞去二十五军军长职务。

　　

　　西南战事结束后，薛岳受到蒋介石的嘉奖。1936年，他将其随军日记编写成《剿匪纪实》出版，共约数十万字。1937年5月，就任滇黔“绥署”副主任兼贵州省政府主席。不久，又兼任第三预备队副司令。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薛岳离开西南到达南京，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加入左翼军战斗序列，驻节安亭。

　　

　　9月下旬，日军进攻刘行、罗店，战斗十分激烈。薛岳“指挥泰然”，“亘日夜，守电话机，口授口令，倦即命从官设帆布床假寐。遇苦战或即阵地擘画，寻复由安亭遍巡各部，虽硝烟起前，弹雨纷集，从者或色骇，不顾也”。

　　

　　刘行、罗店失守后，日军分路进犯蕴藻浜、杨泾等地。10月8日，薛岳担任左翼军中央作战区总指挥，在蕴藻浜南岸一带坚守半个多月。10月28日，激烈的战斗移至江桥镇、小南翔、陈家行、广福镇地区。他指挥第十九集团军在竹园村与日军展开争夺战，猛攻五次，失而复得，给敌重创。其部也损失严重，生存者不足十分之二三。11月，1日，日军绕到杭州湾在金山卫登陆。左翼军侧背受到威胁，被迫撤离上海，退保吴福线。

　　

　　11月13日，薛岳上任左翼军总司令，奉蒋介石的命令进行吴福线军事部署。他将第十五、十九、二十三、九集团军，划分为左翼和右翼防军。可是布局尚未就绪，日军便从长江茆口、徐六泾口、浒浦口等处登陆，情势危急。不久，被迫向锡澄防线撤退。

　　

　　原来，蒋介石打算凭借锡澄线的坚固国防工事与敌决一死战。薛岳也表示：“只须长兴、吴兴方面可以稳守，则与其在南京附近与敌做最后决斗，不如在锡澄线。”可是，几十万部队向锡澄后撤时，受到日空军的狂轰滥炸，加上道路泥泞，行动缓慢拥挤混乱。到达目的地时，国防工事的钥匙又不知在谁手里，无法利用其阻击日军。12月12日，南京陷落。

　　

　　薛岳从锡澄线撤退后，升任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驻节屯溪，收容整顿队伍，深入杭、嘉、京、芜一带敌后，切断水陆交通，以策应第五战区对敌作战。他根据当时“于战略守势中取战术之攻势”及“以正规军防御，以游击队攻之”的作战方针，首先从第十九集团军中抽调部分官兵组织游击队，以孔荷宠为游击队总指挥，建立机构，制定方针，授予“两大任务”和“三大战法”，即：打倒活的敌人，摧毁死的地物和绕袭、埋伏、扰乱。

　　

　　1938年5月，薛岳被调任第一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驻节河南开封，指挥第七十四、七十一、六十四、八诸军，以及第三集集团军、新编第三十五、八十八师的和二六四旅进行兰封会战。他确定首先在兰封及其附近，消灭从荷泽南犯之日军第十三师团；然后移兵歼灭鲁西、豫东之其他敌军，以达到保卫京汉铁路，阻止日军西进之目的。

　　

　　5月14日，土肥原的第十三师团，分乘数百辆战车、汽车和大炮牵引车从荷泽南窜。几天之内，连陷内黄、仪封、野鸡岗、楚庄砦等地，企图消灭兰封地区守军主力，进而占领京汉铁路，包围武汉。薛岳先后收复了内黄、野鸡岗等地。但因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擅自弃守要地兰封，使整个作战计划遭到破坏。他向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控告，将桂革职后，重新调整布置，夺回兰封，并将日军压至三义砦、兴集和罗王砦三个据点，进行围攻。就在歼灭在望的时刻，负责阻击从鲁西南下增援之敌的第八军，违令退出归德，使鲁西日军继续西犯，支援被围困之敌。

　　

　　5月30日，薛岳升任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指挥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的汤恩伯、商震、孙桐萱、曹福霖等部。6月1日，日军兵分两路，一路从归德等地西犯，占领了睢县，迫近兰封杞县，一路向太康进犯，以解被困在三义砦、曲兴集、罗王砦土肥原部之围，进而攻击开封、兰封等地。蒋介石怕主力被消灭，令薛岳将部队撤往京汉铁路以西山地，前敌总司令部迁往洛阳。

　　

　　6月9日，蒋介石颁布武汉卫戍区战斗序列。薛岳任该卫戍区第一兵团总司令。不久，为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

　　

　　7月，日军侵占九江之后，以第一○一、一○六、九师团和近卫师团一部，分别由湖口、九江南犯，企图占领南昌，进而占据湖南长沙和粤汉铁路，从南面包围武汉。

　　

　　8月1日，薛岳奉命指挥南浔铁路沿线和鄱阳湖沿岸的防卫，以粉碎日军从南面包围武汉的企图。他令第二十五军担任盛家咀至星子一带的湖防，第七十军占领牛头山、金官桥之线；第八军占领十里山、钻林山之线，第四军占领车轮北端山、鸡公岭、皇天脑预备战地，第六十四军控制中岩、大岩、茶子山、胡罗婆尖一带山地；第七十四军控制德安附近，第六十六军控制乐化附近。这样，在南浔正面构成“反八字形阵地，如袋捕鼠，又如飞剪，敌犯右则中左应，犯左则中右应”。随即，在金官桥、星子、黄老门、瑞昌一带相继阻击日军。东、西孤岭一战歼灭一○一师团大部，并将一○六师团阻于马回岭。

　　

　　9月中旬，为解除一○一、一○六师团之困境，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向瑞、武进犯，攻陷茶陵园、白石崖等地。这时，薛岳迅速地从南浔线正面调集主力部队，以优势兵力向敌进攻，在麒麟峰全歼铃木联队。同时，第一六O师也在三角尖、金轮峰、南康尖歼敌七八百名。

　　

　　10月2日，月军第一○六师团乘薛岳将正面兵力调往瑞武一线之机，迂回到万家岭的哗街、老虎尖石一带，企图解救第二十七师团之危。薛岳立即调集德安、星子、瑞昌、武宁和南浔三方兵力，以绝对优势围歼窜犯之敌。他以第四军之九十师由大小金山向万家岭及其东北之敌攻击，第七十四军之五十八师由狮子崖墩上郭向万家岭、王家山之敌攻击，第一四二师(附新十五师之一团)进出口乌童岭、梨山一线，向石堡山之敌攻击，预第六师(附第九十一师之一旅)进出于斗姆岭、马鞍山、凤凰山以东地区，向石堡山北端王家岭之敌攻击，第九十一师(一旅)迅速肃清头口附近之敌，尔后进出邓家山，协助预六师之攻击，并切断敌北溃道路，新第十三师以一个团，由丛树宝向何家山、凤凰山、石堡山西北之敌攻击。

　　

　　7日，薛岳指挥各路部队发起总攻。至10日，第六十六军击溃万家岭、茅坪聂、老虎尖、石堡山之敌后，又击敌于田步苏；第四军攻占扁担山，第七十四军攻占张古山。这时，敌一○六师团除逃脱千余人外，其第一二三(木岛)联队、一四五(池田)联队和一○一师团的一四九(津田)联队以及配属部队，计一万余人，全部被消灭，并有三百余人被俘。新四军军长叶挺称：“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

　　

　　武汉失守后，薛岳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1939年2月，兼任国民党湖南省主任委员和省主席。3月，经补充了的日军一○一师团，以及一○三、一○六师团一部，分路向南昌进犯。他决定诱敌于安义、奉新之间地带进行决战。以第四十九、七十九和七十军布防于修水河南岸阻敌南犯，以部分兵力布防于鄱阳湖西岸，一部兵力防守南昌，而将主力布防于安义、奉新东西两侧山地。

　　

　　当日军开始渡修水河时，薛岳还急令第一集团军代总司令高荫槐率领两个军驰援安、奉，俞济时率两师向高安急进。电令前敌各将领：“南昌方面取守势，宋肯堂担任指挥，安，奉方面取攻势，罗卓英总司令任指挥，以俞军击其首，刘，夏诸部击其腹；武宁方面亦取攻势，以所部夏、李、彭诸军击其尾。”

　　

　　27日，南昌失守。4月24日，薛岳奉蒋介石按时收复南昌之令，指挥罗卓英部兵分三路开始反攻。左路由第一集团军代总司令高荫槐指挥第五十八、六十军向靖安，安义、奉新地区之敌进攻，并截断日军的后方交通；中路以宋肯堂等军沿赣江西岸北上，直接进攻南昌，并以一部在西山牵制虬岭、生米街、牛行之敌，切断西山周围日军的交通和通讯。右路由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东渡赣江，从东面进攻南昌。5月4日，陈安宝的第二十九军奉蒋介石之命，投入反攻南昌的战斗序列。6日，陈安宝中弹殉难。这时，由于缺乏攻城武器，反攻被迫停止。日军虽然保住了南昌，但死亡一万五千多人。

　　

　　5月7日，薛岳电告蒋介石：“安宝南浔苦战，迭挫区锋。今安宝忠烈殉国，伤悼已深，敬请重恤”。在电文中，他还承担了南昌失守的责任，说：“指挥无方，南昌未克，而丧我忠良，敬请重罚，以慰英烈。”

　　

　　1939年9月，薛岳指挥第一次长沙会战。这时，他已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开始，蒋介石决定“不守”长沙。他不以为然，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何在?”白崇禧以“长期抗战，须保持实力”相劝也不听。他说：“湘省所处地位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

　　

　　9月下旬，日军六个师团在百多架飞机和三百多只舰船配合下，从赣北、鄂南、湘北分兵六路向长沙进犯。薛岳调集二十一个军、五十二个师的兵力，分别部署在赣北、鄂南和洞庭湖畔，以阻止日军从侧面进攻。他采取“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将主力置于新墙河、汩罗河、捞刀河和浏阳河等正面战场，重点放在两侧山地。会战打响后，他首先令部队在赣阻止了赣北日军西进的道路。接着，将鄂南之敌击退，断其侧翼。然后，集中兵力歼灭正面之敌。14日，湘北日军三个师团从新墙河继续南犯。薛岳指挥第十九、二十二、十五，六、七十七、九十五、一○七、一九五诸师于新墙河、汩罗河等战线逐次抵抗，将敌诱至捞刀河决战地带。10月初，他见日军气竭力衰，即令第四、七十三军和新编第三军，以及第十五军团，分别由南向北、由东向西对敌反攻。同时，长沙守军从西向东，尾追部队从北向南攻击，致南犯之敌，四面受击，伤亡惨重，向北突围。随即，他令各路部队追击、阻击和侧击。经过二十多天的战斗，日军遭到惨败，伤亡四万多人，其中包括少佐以上军官四十余人。蒋介石在嘉勉电中说：“此次湘北战役，歼敌过半，……举国振奋，具见指挥有方，将士用命，无任嘉慰。”并犒赏参战将士十五万元。

　　

　　1941年9月下旬，日军以十一军为主，派遣四个师团及两个独立旅团，共约十五万人，在一百多架飞机、两百多只舰船支援下，分兵两路，第二次进犯长沙。薛岳调集了十七个军共二十万兵力，在正面进行“后退决战”的同耐，将七个军部署于东侧山地，实施侧击，牵制敌人。经过逐次抵抗后，诱敌深入汨罗河、捞刀河伏击地带予以重创。最后，日军被迫逃回新墙河以北原据点。

　　

　　12月，日军又以十二万兵力对长沙发动第三次侵犯。早在11月中旬，薛岳在长沙召开了第九战区官兵代表大会，总结第一、二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会上，他提出“天炉战法”。即“在预定之各作战地带，构成网形阵地，配备必要之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诸手段，逐次消灭敌之兵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带，使用优势兵力，炽盛之火力，施行反包围及反击，用优越之态势，予敌以歼灭性打击”。

　　

　　根据这一战法，薛岳选定了新墙、汩罗两河为伏击、诱敌地带，捞刀、浏阳两河为决战地区。令第十军死守长沙。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进攻浏阳，指挥萧之楚、夏楚中两军及郭礼柏师，待敌进至浏阳河继而进攻长沙时，分别自南向北击敌。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率领夏首勋军等进驻平江，待敌向浏阳河进犯时，自东北向西南对敌侧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在平江指挥两个军，先依托既设阵地逐次抵抗，消耗敌力；后待命转移阵地，侧击、尾击南犯之敌。陈沛军在汩罗河南岸既设阵地顽强抗敌。在逐次消耗敌力后，移至社港市、金井间山地，俟敌向岳阳、长沙进攻时，协同夏军从东北向西南击敌。各路兵力共三十余万人。

　　

　　12日下旬，日军向新墙河阵地发起猛攻。薛岳命守军逐次抵抗后，将敌诱致捞刀河、浏阳河决战地区。次年1月1日，日军从东南方向进攻长沙。他立即命令各部按预定部署，对敌进行球心攻击，并表示说：“本会战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要求各集团军总司令，以及军、师长务必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并发指挥，“倘有作战无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宽”；“如敌由某部队作战地境内安全逃窜，即严惩该部各级主官及幕僚”。

　　

　　1月4日，各部先后攻至第二次攻击线，完成了对日军的反包围。随即，从东、西、南、北方向球心攻击，将敌击溃。薛岳见残敌突围北逃立即命令各部追击、侧击和截击。这次会战，历经半个多月，使南犯之敌伤亡五万多人。战后，他获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这年5月至11月间，薛岳先后率部支援赣东战役和解除常德之围。

　　

　　1944年5月，日军任命板垣为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移关东军南下，加上赣北、鄂南和湘北日军，共二十余万之众，在六百余架飞机、三十辆汽车配合下，分兵三路第四次进犯长沙。

　　

　　为了粉碎日军的大规模进犯，薛岳再次采用“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令各部于湘江东岸的新墙、汩罗、捞刀、浏阳河及渌水间和湘江西岸的资水、涟水间，进行节节阻敌，消耗敌力；同时，将主力置于左翼，准备在渌水、涟水北岸地区与敌决战。但因援军受阻，防线被日军强大正面的钳形攻势突破。6月19日，长沙失守。

　　

　　日军侵占长沙后，立即分兵南下进犯衡阳。早在日军进犯长沙之前，薛岳已令战斗力较强的第十军防守衡阳。不久，又令商震兵团南下设防于渌水两岸。同时，还调集大量部队于衡阳外围，准备与日军决战。6月18至29日，先后两次将从衡阳西南、西北和东北方向进攻的日军击退。这时，日军又调来了援军和重型攻城武器。于7月11日，以城西南角为重点，经过空军狂轰滥炸后，发动第二次攻势。但在守军顽强反击下，攻势又被迫停止。

　　

　　7月30日，日军在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对衡阳发动第三次攻势。薛岳命令各部进行反包围，并发出求援电十三件。这时，驻守衡阳城的第十军和暂编第五十四师，兵员已减半，战斗力大损，增援部队又受阻挡。8月8日，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不顾薛岳的“望死守、必生必胜”的劝告，带领各师长向敌军投降。日军占领衡阳后，他将部队撤至湘、赣、粤边区，阻止日军打通粤汉铁路。

　　

　　薛岳在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期间，还进行了一系列湘政建设，他就任湖南省主席的第二天，在各界欢迎会上表示：“本人受命于危难之际，深感责任重大，自当以忠党爱国服从领袖之精神为湖南三千万人民服务，苟余妄取湖南民间一钱，妄为不利湖南之事，任何人民，皆得诛之。”上任后，根据湖南的实际情况和抗战需要，提出了“安、便、足”的施政方针。所谓“安”，就是力图使湖南人民安居、安业、安心，“便”，即便民、便国、便战；“足”，即足食、足兵、足智。并依此实施所谓“六政”建设。

　　

　　薛岳把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作为湘政建设的第一要政，称之为“生民之政”。他指出：“唯有每个国民身体健康，乃能救国，唯有整个民族的健康，乃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除了增加经费改善原有医院医疗设备外，还各拨款四百万元，新建了省立第三、六、七、八医院。后来，又筹建了省立第九、十医院。抗战胜利前还电令省建、教两处拨款建设南岳体育馆和开辟中山公园。与此同时，严令禁止鸦片和限制娼妓活动。

　　

　　在施政中，薛岳重视发展农业、林业、兴建水利，以及交通运输和工矿企业，称之为“养民之政”。他鼓励湖滨农民开垦湖田，扩大耕作面积。准许基层干部和文职人员，租种田地，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要求各地做到“一县一农林场，一分镇一农林场，一保一农林场”。

　　

　　国民教育，即所谓“教民之政”，是薛岳湘政建设中的一个重点。他一方面发展中小学的文化教育，提高民智，一方面发展中等师范和职业教育，以适应工农业生产和中小学教育的需要，同时，反对学校商品化，责令各区专员对本区内之省立师范学校、职业中学及私立国立中等以上党校进行督导，“严整学风，改善教法，如有违背现代教育方法，以学校为商品化者，均应报府严办”。

　　

　　薛岳还重视强化警察组织，肃清汉奸土匪，安定后方，称之为“卫民之政”。他要求对那些被敌伪收买，“操纵市场，高抬物价，积极破坏社会经济，……进而怨恶战争发生反战行动”者，进行“切实防范”；凡“参加伪组织，替敌人带路、作侦探、作便衣队、修筑公路、运输粮弹伤兵者一经捕获，讯明确实，准予就地枪决，以正国法”。

　　

　　为了唤起民众力行抗战，薛岳推行所谓“管民之政”，整顿和健全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他规定：“凡属于社会组织之人民团体、经济团体合作事业团体，均有绝对服自命令，力行抗战建国之责，否则依法解散，重新改组；凡属社会组织之文化团体，均有宣传法令，唤起民众力行抗战建国工作之责，否则依法解散，重新改组。”同时，他说：“兵贵精不贵多。无粮无饷，无好干部，必致害民，假人名义易，取消名义难，害民之事易，救民之事难。”“治民在公正以树威信，治兵在明纪以精兵，民吾命也，兵吾命也，焉用私?……精兵保民，救乡救国，功业可立也。”

　　

　　薛岳实施的第六政就是所谓“用民之政”。他很重视粮政建设，指令有关部门合理地规定米谷价格，防止奸商、宫商高价图利，以图“谷主粮商，食米之人，皆得共生共存，而不背民生主旨”。同时，还要求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把评定、核正、检查物价；作为“当前最重大之任务”。指出：“高抬物价固不准，压抑物价也不行，力求‘中正’二字，使商民卖得出，买得入；则物畅其流，价安于市。”如“奸商操纵，官商居奇，而县府纵任不理，对民生漠不关心”，物价反而高涨。

　　

　　日本投降后，薛岳任南浔线受降司令官，9月14日，在南昌举行受降仪式。1946年10月10日，美园总统杜鲁门给他颁发一枚自由勋章，表彰其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早在这年5月，薛岳就担任国民党徐州“绥署”主任，10月，仁旬，根据国民党国防部“南北会师，占领山东，打通津浦线”的方针，发动了进犯鲁南解放区之战役，企图打通临(城)徐(州)和台(儿庄)枣(庄)间的两条铁路支线，迅速占领枣庄煤矿，以维持军运和解决南京等地冬季燃料的供应。

　　

　　10月6日，薛岳令王长海为师长的整编第七十七师和马励武的整编第二十六师，在空军支援下，分别向峄县和枣庄进犯。因鲁南新四军采取避实就虚的战略方针，早已撤离，未经多大战斗，于8月便相继占领了峄县城和枣庄一带。11月初，又令各部从东、北、西、南向解放区大举“清剿”，威胁临沂人民政府和沂蒙革命根据地。中旬，驻防台儿庄的王长海部突然受到叶飞所率新四军进攻，旅长戴之奇因兵败畏罪自杀。

　　

　　12月上旬，薛岳又命令装备精良的整编第二十六师，从峄县东面进犯解放区。1947年元旦，该师离开峄县百余里，被新四军诱入卞庄、向城等地。随后，在向城被新四军从苏北、鲁中迂回来的八个师包围。他又立即从徐州调两个整编师前往支援，其中一个师刚进抵古林村就受到新四军的围攻。5日，困于向城的马励武部突围，伤亡惨重。其旅长蒋修仁被击毙。10日，峄县城被新四军攻破，马励武及其参谋长被生俘，整编第二十六师覆没。

　　

　　薛岳任国民党徐州“绥署”主任半年多时间，连战连败，引起国民党内部众多非议。3月3日，蒋介石见他“指挥无力，名声低落”，将其“绥署”主任撤销。

　　

　　5月10月，薛岳任南京政府参军长。次年5月，转任蒋介石“总统府”参军长。在这期间，他常与陆军总司令余汉谋、闲居上海的原第四军军长张发奎等粤籍要人，议论时政和自己出路问题。

　　

　　1948年4月，伪国大在南京召开。薛岳与张发奎等成立竞选小组为孙科竞选副总统筹经费，拉选票。还非正式地内定了一个孙科的影子内阁：张发奎为国防部部长，薛岳为参谋总长，余汉谋为军政部长，陈策为海军部长，李汉魂为内政部长，钟天心为教育部长。但是不久，粤人为孙科拉票的丑态被南京“救国日报”披露，并涉及孙科的私生活。薛岳等感到难堪，率领百余人前往该报社问罪。上海一家报纸以“三帅夺大炮，表演全武打”之显着标题，登载了此则新闻。

　　

　　淮海战役后，薛岳与张发奎等粤籍要人提出以“粤人治粤”的口号，反对宋子文继续主粤。蒋介石为笼络广东地方要人，批准了宋子文的辞职请求，并任命余汉谋为广州“绥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府主席，张发奎接任余汉谋的陆军总司令职务。

　　

　　1949年2月，薛岳前往广州上任，决心在广东与共产党继续较量。他首先亮出“广东人民大团结”的旗号，大力收罗广东旧军政人员，安插亲信，排除异己。各厅、局、处、科级干部的任免，都由自己说了算。同时，将原来十五个保安团，扩充为二十个团，编成五个师。由其亲信分任师长。为了适应大兵团作战，还在各师配备重型大炮、战车，并把部队从各地调集到广州附近和省内各重要铁路沿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广东进军。

　　

　　5月14日，薛岳的老部下吴奇伟在粤东起义，广东省内政局大乱。10月11月，他来到海南岛。12月1日，任海南防卫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南陆、海、空三军。为了阻止解放军解放海南，在全岛设立三道防线：从文昌县的铜鼓岭起，中经抱虎岭、木兰头、七星岭、铺前、塔市、海口市、白莲、花场、天尾、马枭、临高角、新盈、新英、定城等沿海地带为第一道防线；由琼山县在长坡、烟矿、黄竹、定城、新英，瑞溪、金：江、红石岭、加莱、那大、白马井等为二道防线；以海口市，白莲，花场、天星、马枭一线为核心防线。其部署兵力达十万之众。薛岳认为这三道防线坚如“铜墙铁壁”，自称为“伯陵防线”。

　　

　　1950年4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邓华兵团在琼崖纵队和海南人民支持下，渡过琼州海峡。薛岳部兵无斗志，一击即溃，被歼五六万之众。4月底，他从海南岛飞往台湾，担任“总统府”一级上将战略顾问。1958年8月，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6年5月，任台湾国民党“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98年5月3日，薛岳去逝，享年10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