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 (hào) 北宋，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生于湖北武汉黄陂区。宋代大儒，理学家、教育家，封“先贤”，奉祀孔庙东庑第38位。 与程颐为同胞兄弟，世称“二程”。“二程”早年受学于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宋神宗赵顼时，建立起自己的理学体系。其家历代仕宦，曾祖父程希振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父程遹曾任黄陂县令，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卒于该县。父程珦年幼无力返乡，遂居于黄陂，曾任黄陂县尉，后官至太中大夫。二程就是在其父任黄陂县尉时所生，自幼深受家学熏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父程珦影响，以非王安石新法着称。

　　

　　生平介绍：

　　

　　程颢北宋（1032年～1085年7月9日）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原籍河南洛阳，生于湖北黄陂(现红安县二程镇,北宋行政隶属木兰县,二程父时为木兰县令)。宋代大儒，理学家、教育家，封“先贤”，奉祀孔庙东庑第38位。 与程颐为同胞兄弟，世称“二程”。“二程”早年受学于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宋神宗赵顼时，建立起自己的理学体系。

　　

　　其家历代仕宦，曾祖父程希振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父程遹曾任黄陂县令，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卒于该县。父程珦年幼无力返乡，遂居于黄陂，曾任黄陂县尉，后官至太中大夫。二程就是在其父任黄陂县尉时所生，自幼深受家学熏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父程珦影响，以非王安石新法着称。

　　

　　北宋嘉佑二年（1057年）举进士后，历官鄠县主簿、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太子中允、监察御史、监汝州酒税、镇宁军节度判官、宗宁寺丞等职。

　　

　　神宗初，任御史。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不受重用，遂潜心于学术。《宋史》本传称：“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与弟程颐开创“洛学”，奠定了理学基础。在教育上，先后在嵩阳、扶沟等地设学庠，并潜心教育研究，论着颇巨，形成一套教育思想体系。程颢提出，教育之目的乃在于培养圣人，“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自已者，皆弃也”。孝者所当孝，弟者所当弟，自是而推之，是亦圣人而已矣”。即认为教育最高目的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爱物，谨守封建伦常。学《论语》、《孟子》则为“知道”，“读《论语》、《孟子》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大学》、《中庸》亦不可不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而《中庸》“天理也，不极天理之高明，不足以道中庸”。总之，教育必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以儒家伦理为教育之基本内容。程颢还提出，读书以期“讲明义理”，注重读书方法，“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不可“滞心于章句之末”，为此者乃“学者之大患”。同其理学思想一样，程颢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人为求学统渊源，于他讲学之处立祠或书院以为纪念。

　　

　　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于京师讲《易》处（今河南开封繁塔之左）立二程祠。明成化二十年（1489），河南巡抚李衍就二程祠建大梁书院，祀二程于讲堂。另嵩阳书院亦为纪念二程所立。《嵩阳书院志·序》称：“嵩阳书院，宋藏经处，两程夫子置散投闲与群弟子讲学地也”。

　　

　　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赐谥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理宗淳佑元年（1241年），又追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川伯”，并“从祀孔子庙庭”。元明宗至顺元年（1330年），诏加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诏令两程祠以颜子(即颜渊)例修建, 规制比于阙里，前后殿庑斋室等房共六十余间，祭文称颂两程“阐明正学，兴起斯文，本诸先哲，淑我后人”。清康熙二十五年，二程进儒为贤， 位列孔子及门下、汉唐诸儒之上，次年康熙皇帝又赐给两程祠‘学达性天’匾额 。

　　

　　二程的着作有后人编成的《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外书》、《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粹言》、《经说》等，程颐另着有《周易传》。二程的学说后来由南宋朱熹等理学家继承发展，成为“程朱”学派。

　　

　　学术成就：

　　

　　程颢、程颐的思想及其洛学学派程颢、程颐兄弟（一般简称二程）开创的洛学学派，是北宋时期影响最大，也是最为典型的理学学派。 张载的思想学说，对二程思想体系的构造和发展影响很大。但二程的思想更多的是自己的新创见。二程把“理”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基本内涵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理”是宇宙的终极本原和主宰世界的唯一的存在。

　　

　　第二，“天理”又是封建道德原则及封建等级制度的总称。

　　

　　第三，“天理”也具有事物特性及发展变化规律的意义。

　　

　　这样，张载以物质状态的“气”为宇宙本原的本体论就被否定了，精神性的“天理”就在理学体系中被确立了最高本体的地位。

　　

　　二程的人性论认为人性有“天命之性”与“气禀之性”的区别。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未受任何损害和扭曲，因而在至善无疵的；后者则是气化而生的，不可避免地使“理”受到“气”的侵蚀，产生弊端，因而具有恶的因素。

　　

　　人性中的善自然是其“天理”的本质特征，恶则表现为人的不合节度的欲望、情感，二程称之为“人欲”或“私欲”。“人欲”是“天理”的对立面，二者具有不相容性。

　　

　　二程在其“天理”论的基础上对《大学》里的“格物致知”进行了新的阐释，形成他的认识论。二程还以其“天理”论发挥孔子“克己复礼”的命题，提出了自己的修养论。

　　

　　总之，二程的理学思想体系，是北宋时期理学初创阶段比较典型的形态，它勾勒出了程朱理学的基本轮廓，为朱熹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具体到二程各人，他们的思想尽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学术倾向上是存在一定差异的。程颢认为万物本属一体，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发明本心，自觉达到与万物一体，因此较多地强调内心静养的修养方法，不大重视外知。后来的陆王，大致沿着程颢的理路，发展为心学。而程颐则主张探求事物所以然之理，人生的根本在于居敬穷理，格物致知，较多地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后来的朱熹，大致沿着程颐的理路，发展为纯粹的理学。所谓的“程朱理学”，实际上主要指的是程颐和朱熹的理学。当时有许多人追随二程学习，尤其是程颐弟子很多，主要有谢良佐、游酢、吕大忠、吕大临、吕大均、侯仲良、刘立之、朱光庭、邵伯温、苏昺等（其中三吕与苏昺原为关学学者），形成了着名的洛学学派，为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建立其庞大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