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920年秋，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后，被派到直军王承斌部，由见习官当了少尉排长。因为是东北人，不愿在直军工作，遂请假返回奉天（沈阳），投效于张作霖。当时张学良正在整军经武，励精图治之际，大事改革奉军腐败制度，编练新军，多方延揽正式军校出身的人才。王经同学王瑞华的引荐，张学良遂派王以哲在奉天陆军军士教导队工作（后改称为东三省陆军军士教导队）。开始任排、连长职务。当时教导队队长由张学良兼任，魏益三为上校队附负专责。王以哲在教导队一、二、三期的教学中成绩显着，博得上级的信任和学兵的好感。在课余之暇，着《步兵操典详解》一书（奉天萃斌阁出版），颇为当时各部队初级军官所喜读，几乎人手一册，王以哲之名乃初露头角。

　　

　　王以哲轶事：

　　

　　一、1926年，刘澜波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经常挟个黑色皮包，内中装有马克思《资本论》一书。每到星期天，他总到三、四方面军团卫队部与其堂兄刘多荃话家常（刘任队附，王任队长），与王以哲接触颇多。后来王得知刘澜波的皮包内有《资本论》一书，为了他的安全起见，赠以三、四方面军团卫队证章一枚，令其佩于胸前。当时北京的警察、宪兵等经常在路上拦人检查。但见有佩带三、四方面军团卫队证章的人，就不敢检查了。

　　

　　二、王以哲知道自己的一个侄儿王育才，在北京读书时，就已加入了共产党。在那个军阀时代，一提“共产党”三个字，就谈虎色变。王以哲为了王育才的安全和深造，送他到日本去读书。当时知其内情者，只有随王多年、任卫队中尉副官的史耀东。1947年．王育才在沈阳国民党的中央银行沈阳分行（在大北门里）国库科当科长时，笔者与育才会晤多次。谈及往事，不禁感慨系之。

　　

　　三、九·一八事变前，在北大营第七旅主持步兵研究班的杜长龄，在王以哲调任北平军分会第一处（参谋处）中将处长后，被派为第一科上校科长。不久，杜请辞科长职，另行组织抗日义勇军，王始知其为共产党员，遂准其请。杜率一支抗日义勇军参加长城抗日战役。笔者因在第七旅步兵研究班受训，与杜有师生之雅，遂被调充第一大队少校队长。当时杜部有 10个大队。王以哲调任六十七军军长后，遂改称六十七军特务总队，曾夜袭建昌营子冷口之日军，颇有斩获，并曾一度占领建昌营子。由于《塘沽协定》的签订，长城抗日告一段落，杜部奉令开到廊坊以东白果村一带整训。杜由北京各大学聘请进步人士来防地讲述马列主义等革命道理，不料消息外泄，为何应钦所闻，迫令王以哲立即将特务总队缴械，指名逮捕杜长龄和l0名大队长（大队长中有周振声、胡品卿等）。王不得已派一O七师六二一团团长刘泽玉和工兵团团长杜维刚两个团“围剿”。杜率部且战且退，企图向房山、易水方向前进，与骑兵第二师黄显声部汇合。这时刘团追击于后，杜维刚团截击于前，结果在滹沱河东岸被击溃，官兵四处逃散。何应钦下令通缉杜长龄和10名大队长。杜长龄化装逃出重围，在王以哲的保护和资助下去了新疆（杜与盛世才在日本同学），曾一度当过喀什专员，后为盛世才杀害。

　　

　　四、1936年，张学良将军的西北“剿总”参谋长人选尚在空悬，蒋介石派他的侍从室组长晏道刚接任。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的一部份将领，在西京招待所举行公宴，欢迎晏道刚。席间，王以哲借“三杯酒下肚”之机，佯醉即席发表一篇言论。他说：“我们东北军诚心诚意、一点折扣都没有的来拥护蒋委员长。我们东北老家被日本鬼子占了，我们认为只有蒋委员长才能领导我们打回老家去。所以我们从东北到华北、华中，这一次又到陕北，辗转数千里无非是想实现打回老家去这一愿望。谁想到在西北打仗，武器损失了得不到补充；牺牲的官兵和家属得不到抚恤。一O九师、一一O师两个师的阵亡遗族，流落在西安，一点救济的办法都没有。尤其是张副司令的处境，更使人伤心。他每月的特支费中央仅给8万元，已经丢了老家的东北军政人员和同乡们，跑到西北来求他，他毫无办法，甚至送点路费都相当困难。他是负军事全责的副司令，还赶不上胡宗南部队的一个师长，每月特支费都有12万元．真是令人伤心……”这段话，使得蒋介石的亲信、前来监军的晏道刚如坐针毡，忐忑不安。

　　

　　五、80年代初，叶剑英公开证实王以哲是中共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