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数学家伽罗瓦 1811年10月25日,伽罗瓦生在巴黎附近的一座小市镇,父亲是本市市长,母亲是当地法官的女儿,她聪明而有教养,是伽罗瓦的启蒙老师。除教授各种基本知识以外,作为古代文化的热烈爱好者,她还把古希腊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灌输到儿子的幼小心灵中,伽罗瓦从小就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十二岁那年,他考入当地着名的皇家中学,在老师的眼里,尽管伽罗瓦具有“杰出的才干”,但这位体格柔弱的少年却被认为“为人乖僻、古怪,过分多嘴”。他不满意内容贫乏,编排琐碎的教科书,对老师只注重形式和技巧的的讲课形式也深感失望。他不见重于师长,甚至被说成是笨蛋。他在后来的一封信中曾大为感慨地写道:“不幸的年轻人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不整天听讲或死记听到的东西呢?”十五岁的伽罗瓦毅然抛开教科书,直接向数学大师的专着求教,着名数学家勒让德尔的经典着作《几何原理》,使他领悟到清晰有力的数学思维内在的美。学习拉格朗日的《论数值方程解法》和《解析函数论》,使他的思维日趋严谨。接着,他又一口气读完了欧拉与高斯的着作,这些数学大师的着作使他感到充实,感到自信:“我能够做到的,决不会比大师们少!”。 1828年,伽罗瓦17岁,这是他关键的一年,他遇到了数学教师里沙(1795-1849)。里沙不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匠,他利用业余时间到巴黎大学听课,使自己的水平跟上时代的步伐,并把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们。里沙有很高的才能,好心的朋友们劝他从事着作,他却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学生身上,十九世纪法国有好几个杰出的数学家,就出自他的门下,这就是对他的最高奖赏。 伽罗瓦在里沙的帮助和鼓励下,在继承前人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创立了“群”的思想。写出了第一篇数学论文,寄到法兰西科学院,负责审查这篇论文的是当时法国数学家泰斗柯西和波松。柯西是当时法国首屈一指的数学家。他一向是很干脆和公正的,但偶然的疏忽却带来了损失。第一件事是对阿贝尔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第二件事是伽罗瓦向科学院送交论文时,未能及时作出评价,以致连手稿也给遗失了。第二年十八岁的伽罗瓦又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再次写成论文寄交科学院。主持审查论文的是当时数学界权威人土、科学院院土--傅立叶。然而很不凑巧,傅立叶在举行例会的前几天病世了。人们在傅立叶的遗物中找不到伽罗瓦的数学论文。就这样,伽罗瓦的论文第二次被丢失了。但他并不灰心,又继续研究自己所得的新成果。第三次写成论文,即《关于用根式解方程的可解性条件》。1831年,法兰西科学院第三次审查伽罗瓦的论文,主持这次审查的是科学院院土波松。总算幸运,这一次论文没有丢失。但论文中用了“置换群”这个崭新的数学概念和方法,以致像波松那样赫赫有名的数学家一下子也未能领会,结果,最后一次得到波松草率的评语:“不可理解”而被否定了。那时科学界对形式和技巧的崇拜远远超过对创造和开拓的追求。当然也就不会承认伽罗瓦工作的价值。当时,数学新时代的曙光已出现在地平线上。像非欧几何,集合论,群论等科学思想新体系。都是在这个时代孕育的。只有勇敢地面向未来,坚定地追求未来的科学家,才能看到新时代的曙光。无怪乎伽罗瓦在谈到他同时代的数学家时曾痛切地说:“他们落后了一百年!”直到伽罗瓦死后十四年,人们研究了保存在他弟弟那里的数学论文,才认识到这些论文是当代重要的数学着作。伽罗瓦所引入的“群”的概念,已发展成为近世代数的一个新的分支--“群论”,而且在其他数学分支和近代物理、理论化学等科学上都是广泛应用的数学工具。这种理论,甚至对于20世纪的结构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都发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伽罗瓦的工作的确是十九世纪数学的最突出的成就之一。 伽罗瓦不仅是一个天才的青年数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他生活在经历了资产阶级大革命后的法国,生长在压制革命摧残人才的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他是个勇敢追求真理的科学家和战士。在法国历史上着名的1830年的“七月革命”中,刚考进法国巴黎师范大学的十九岁的伽罗瓦,积极参加了反对反动政权的斗争。他两次被捕入狱,他的身体由此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但他在狱中仍坚持写了两部科学着作,准备获释后发表.他是一个把科学理想和社会理想结合起来,不论在数学王国还是在现实斗争中始终面向未来的不屈斗士。他说:“妨碍我成为科学家的,恰好是我不光是个科学家。”.伽罗瓦出狱不久,反动派便设下了一个圈套,在爱情纠纷的名义下,迫使他参加“决斗”,1832年5月30日清晨,一个身强力壮的反动军官,在“决斗”的借口下,给了他致命的伤害,而伽罗瓦的手枪却是没有子弹的。在“决斗”的第二天早上,他便与世长辞了。他在临死前曾对自己的一生做了这样的总结:“永别了,我已经为公共的幸福献出了自已大部分的生命!” 对伽罗瓦死于决斗,科学史学家们常常感到遗憾。普里林在考察维苏威火山时,被突然爆发的火山灰掩埋;魏格纳考察格陵兰冰川于五十岁生日时丧身,利赫曼为揭开雷电的奥秘,被引下来的电流击毙……这些死,是为了科学,为了人类的幸福。据说马克思也曾受到过决斗的挑战,但马克思对此报以轻蔑的微笑。是的,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战士,他们的使命和责任,比个人的荣誉和一时的意气和冲动更为重要。 也许伽罗瓦是太年轻了,他不被社会了解和尊重,自己也不珍惜自己的价值。他内心愤怒的激情的浪涛终于冲破了理智的堤坝,把它吞没了。不论怎么说,伽罗瓦参加决斗是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但他那刻苦钻研、独立思考、不畏权威、勇于创新的精神却永远激励着后来者。 徐光启和《几何原本》 徐光启(公元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吴淞(今属上海)人。他从万历末年起,经过天启、崇祯各朝,曾作到文渊阁大学士的官职(相当于宰相)。他精通天文历法,是明末改历的主要主持人。他对农学也颇有研究,曾根据前人所着各种农书,附以自己的见解,编写了着名的《农政全书》,全书有六十余卷,共六十多万字。明朝末年,满族的统治阶级从东北关外屡次发动战争,徐光启曾屡次上书论军事,并在通州练新兵,主张采用西方火炮。他是一位热爱祖国的科学家。 他没有入京做官之前,曾在上海、广东、广西等地教书。在此期间,他曾博览群书,在广东还接触到一些传教士,对他们传入的西方文化开始有所接触。公元1600年,他在南京和利玛窦相识,以后两人又长期同住在北京,经常来往。他和利玛窦两人共同译《几何原本》一书,1607年译完前六卷。当时徐光启很想全部译完,利玛窦却不愿这样做。直到晚清时代,《几何原本》后九卷的翻译工作才由李善兰(公元1811-1882年)完成。 《几何原本》是我国最早第一部自拉丁文译来的数学着作。在翻译时绝无对照的词表可循,许多译名都从无到有,当时创造的。毫无疑问,这是需要精细研究煞费苦心的。这个译本中的许多译名都十分恰当,不但在我国一直沿用至今,并且还影响了日本、朝鲜各国。如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这许多名词都是由这个译本首先定下来的。其中只有极少的几个经后人改定,如“等边三角形”,徐光启当时记作“平边三角形”;“比”,当时译为“比例”;而“比例”则译为“有理的比例”等等。 《几何原本》有严整的逻辑体系,其叙述方式和中国传统的《九章算术》完全不同。徐光启对《几何原本》区别于中国传统数学的这种特点,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他还充分认识到几何学的重要意义,他说“窃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 清康熙帝时,编辑数学百科全书《数理精蕴》(公元1723年),其中收有《几何原本》一书,但这是根据公元十八世纪法国几何学教科书翻译的,和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差别很大。 到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堂之后,几何学方成为学校中必修科目之一。到这时才出现了徐光启所预料的“必人人而习之”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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