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名称：周原遗址、丰镐遗址

　　

　　发掘地点：周原遗址的发掘地点为陕西省凤翔、岐山、扶风、武功4县；丰镐两京遗址的发掘地点在西安市西南沣河两岸。

　　

　　发现及发掘时间：周原遗址自汉朝起就出土了很多文物，对它的正式发掘始于1949年，第一次大规模的发掘则是在1976年；丰镐遗址发现于1933年，正式发掘开始于1951年，此后的50多年内发掘工作基本没有中断。

　　

　　距今历史：周原与丰镐遗址距今均为3000多年

　　

　　考古地位：对探讨西周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当时的生产生活情况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及甲骨文，大量的文字资料使学者对周朝的考证更加科学可信。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周原与丰镐文化遗址是西周时期遗址，为青铜器时代文化，已经进入阶级社会。

　　

　　西周是个让人着迷的朝代，其都城和王陵经过半个世纪的考古追寻，依旧充满变数。从周原，到丰镐，再到洛邑，周朝的先人们历次迁都，考古学家们也在追寻着先人的足迹一路踏访而来。一路上，灿烂的西周文化让我们唏嘘不已，3000年前的文明就这样慢慢展现在我们眼前。

　　

　　考古发现过程

　　

　　根据《诗经》记载，泾渭之间土地肥美，周人的祖先，便在此间辗转迁徒，辟草莱，作畎亩，起宫室，攻城略地，成就大业。于是，像西方的考古学家捧着《荷马史诗》寻找特洛伊一样，我国学者按照《诗经》的记载，来到泾渭之间，寻找起周人的足迹。

　　

　　周原遗址考古发现过程

　　

　　1.

　　

　　周原地处陕西关中盆地西部的宝鸡一带，是周人的发祥地，遗留有大量大型宫殿、宗庙遗址及众多王室、贵族的祖茔。由于西周末年政治经济中心东迁，众多王室、贵族为避战乱，多将青铜礼器埋入地下，因而在周原一带形成了大规模的青铜器窖藏群，世人便给了它一个好听的称誉：青铜器之乡。

　　

　　早在西汉时期，生活在周原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发现了埋藏在地下的西周铜器，到了清代，不少有名的铜器，例如大丰簋、大小孟鼎等都在周原相继出土。但缺乏连贯、详细的记载，失群的青铜器比比皆是。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周原遗址的任家村，一个叫任致远的农民在村南的土壕里挖出了一个青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达120多件，着名的毛公鼎、大小克鼎和卫鼎等均出土于此。扶风县任家村地处古周原的中心地区，地上地下文物遗存特别丰富。千百年来，村民们在生产劳动中常常会挖出宝物来，在这一带广为流传着挖宝、藏宝的许多故事，任致远的发现便成了铁证。

　　

　　1940年，任致远的孙子挖出了各类宝贝多达170多件，再次引起轰动。由于文物商贩、土匪多次来村侵扰，致使宝物下落不明。曾有考古工作者试图寻找这些宝物的下落，但在与村民谈到宝物的相关故事时村民们滔滔不绝，一提到藏宝及下落时，村民们便回避或说不清楚了。

　　

　　周原地区的盗掘、私藏、买卖之风的盛行，引起了陕西省文管会的重视，从1949年正式开始，文物主管部门开始了对周原遗址的调查和发掘。

　　

　　1957年岐山董家村出土一窑青铜器共37件，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了西周中期有关征伐、租田、诉讼等事。1974年在扶风县黄堆云塘村又发现一批青铜器，征集到七件青铜器，其中的师魏鼎腹内铭文19行，每行19字，铭文内容肯定了是共王八年的器物。

　　

　　1975年在岐山县董家村又发现一处青铜器窖藏，清理出铜器37件，制作时代从周穆王到宣王时期。其中有30件铸有铭文，铭文记载着西周中晚期以物换田、土地交换、林场易主、诉讼判决、赏赐判决、赏赐策命等重要事件，反映了西周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土地制度、阶级关系等多方面情况，其中出土的碳叵铭文，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篇诉讼判决书，是研究西周法制史的重要资料。

　　

　　对周原遗址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是在1976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考古单位联合组成的周原考古队，对周原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经过两年时间，召陈村和凤雏村旁边两处大型建筑基地基址被发掘，这组建筑基址随后经过测定，大约是在3100年前建造的，属于周人的宗庙建筑。在岐山县发现了凤雏西周宫室建筑基址并出土甲骨21050片，其中有字卜甲293片，共900余字；在扶风县一次出土青铜重器103件，成为当时轰动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

　　

　　周原文物出土的消息，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纷至沓来对周原进行学术考察和研究，专家们逐步把目标锁定在歧山北麓以扶风县法门寺为中心的数十平方公里的区域。他们把这一代遗存比较集中的地方称为周原遗址。他们认为这一带应该具有很大程度作为都邑的可能性。这以后的几十年里，对周原遗址的发掘一直没有间断。

　　

　　1999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联合组成了周原考古队，对周原遗址再次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2003年1月19日，在周原保护区范围内的眉县杨家村，5位农民在村北坡取土时发现了青铜器窖藏，他们立即报告文物部门并妥善保护现场。经文物部门发掘清理，共出土青铜器27件且均有铭文，铭文总字数达4048字，内容涉及西周11代12王，并记载了单氏家族8代与其对应关系。同年，周原考古队在扶风县李家村发掘一处西周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陶范，其年代跨越了整个西周时期，对西周历史文化及铸铜工艺研究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003年是收获颇丰的一年，轰动考古界的周公庙遗址也在这一年被发现。周公庙是周原的一部分，位于今岐山县城西北7.5公里的凤凰山南麓，总面积61万多平方米。2003年12月，北京大学副教授徐天进在周公庙附近进行田野考古调查时，发现了两片有刻辞的西周卜甲，共有文字55字。这个重大发现立即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在国家文物局的直接指导下，陕西省文物考古所和北京大学联合组成了周公庙考古队，对这一带进行考古调查、钻探和抢救性发掘，第二年5月7日下午，周公庙考古队成员、北京大学副教授雷兴山在周公庙东边一座山梁上考查时，发现了具有4条墓道的西周墓。经过大规模勘探，钻探出大型墓葬19座，这座墓地成为目前所知周代的最高等级的大型墓地。

　　

　　在这处新发现的大型墓地外围，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大型西周夯土城墙，总长达1500余米，分布在墓地的东、北、西三面，个别地方发现城墙的残存部分高出原地面2米多。

　　

　　周公庙遗址是周人发祥地周原的一部分，大型墓地的发现将为寻找和确认西周王陵、西周都城等提供重要的考古资料。迄今发现的诸多迹象表明，周公庙遗址很可能是周公的采邑。就其多处发现甲骨而言，很可能成为“西周的殷墟”，对研究中华文明史、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等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周公庙遗址大型墓葬群尚未正式发掘。目前考古调查和钻探才进行了已知面积的三分之一，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将会有更多、更重要的发现面世。

　　

　　丰镐遗址考古发现过程

　　

　　2.

　　

　　丰镐是继周王朝在周原的都城岐邑以后所建的都城，位于陕西省长安县内，它从公元前十一世纪的武王灭殷开始，直到平王东迁洛邑，其间三百多年，它一直是西周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从上世纪30年开始中国考古人就从理论论证和实地考察两方面开始了寻找先周都邑的漫长探索。1933年，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先对丰镐遗址进行了调查。

　　

　　解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陕西省的考古部门对沣河两岸进行了多次的调查和发掘。1957年，在张家坡发现殉葬车马坑10多座，清理了4座，其中保存较完整的一座为长方形，长5.6米，宽3.4米，深约2米，内有并列的二车六马和一个殉葬的奴隶。其中有驾四马作战用的戌车，和驾二马乘坐用的轺车。戌车驾马全部以青铜为饰，轺车驾马大部用海贝填饰，工艺考究，造型精美。车系木质，有木辕一根，马驾两旁，称为独辕马车。从发掘出来的车马及装饰品来看，说明三千年前的金属工、木工、皮革等手工业已相当发达。遗址中还发现有许多窖藏，出土器具100余件，其铭文记载了周王朝的一些史实。1961年在沣西马王村清理了一座青铜器窖藏，共出了53件青铜器，其中有铭文的32件。

　　

　　从1977年到1984年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队在陕西省长安县客省庄发掘了四处夯土建筑基址，还在其周围探出了十处夯土基址，其中一处夯土基址最大，它比在周原发掘的凤雏甲组基址和召陈三号建筑基址面积还要大，总面积达182698平方米。此外，在四号基址附近还发现排水设施。

　　

　　1983-1984年间，考古队在镐京遗址内的官庄村、斗门镇、下泉村砖厂及花楼子发现西周建筑基址10余处，其中位于花楼子的五号宫室建筑基址规模宏大，错落有致。1992年又在沣西马王村发现了西周陶窑，手工业作坊是城市遗址不可分割的部分，对了解沣西遗址的全貌具有重大意义。

　　

　　周原遗址建筑复原

　　

　　周原与丰镐遗址建筑复原图

　　

　　1.

　　

　　在对周原与丰镐遗址的发掘中，建筑基址是十分重要的遗迹，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基址虽然没有几千年前的建筑宏伟壮观，但在这些基址上复原后的建筑群，仍能让我们领略到古代建筑师们精湛的技艺。

　　

　　周原遗址的建筑群分区很明显，经考古发掘查明，今岐山县贺家村、礼村是密集的西周墓葬区，凤雏村周围是西周宫殿建筑群遗址区；扶风县支塘村是西周制骨作坊遗址，任家、召李家是西周平民住宅和制陶作坊遗址，齐镇东是西周制铜作坊区，召陈村北直至下樊村是大型的西周中、晚期建筑群区。

　　

　　1976年对岐山京当凤雏村西周甲乙两组官室建筑基址和扶风法门召陈村西周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清理，使我们了解到西周宫殿建筑的大致情况。

　　

　　凤雏甲组建筑基址，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建筑，坐落在夯土台基上，始建年代在武王灭商之前，废弃年代约在西周晚年，距今三千多年。此建筑属文献记载的“茅茨土阶”，布局规整对称。房基南北长45.2米，东西宽约32.5米，建筑面积约为1469平方米，整体建筑呈南北向。由影壁、前院、门厅、中院、前堂、东西小院和后室、过廊、东西厢房、排水设施等组成。

　　

　　门厅部分由西塾、门道和东塾组成。中院东西长18.5米，南北宽12米，东西两边各有两个侧阶，分别通往东西厢房前的回廊。中院北边设三个台阶，前堂也就是大殿为该建筑群的主体，从柱础石排列看，应面阔6间，每间宽3米，进深6米。后院由西小院、过廊和东小院组成。东西小院面积各约63平方米，各有一个台阶通向后室前的回廊。

　　

　　后室共5间，东西排列，面朝南，面宽23米，进深3.1米。东西厢房位于门厅、庭院、前堂、后室的两侧，南北排列，左右对称，每侧厢房各有8间，前檐墙都带有回廊。

　　

　　这些建筑群的排水设施共有两个，一是在东门房下部设一条南北走向的陶管水道，使中院的水顺水道排向前；一是在后院中的东西小院之间的过廊下部用石块叠砌水道，再加上东厢房下部有一条阴沟，使院内的积水通过此水道和阴沟排往东边的大水沟。

　　

　　凤雏甲组建筑基址反映了周人在周初时的建筑水平已非一般。房屋的隔墙，大部分用黄土以圆夯头分层夯筑，墙身有一定收分，墙体厚度不一，说明周人对墙体的选择是按实际用途。墙面和室内地面均用黄土、细砂、白灰搅拌的“三合土”涂抹，使之光滑坚硬。在房顶的屋脊和天沟处使用板瓦覆盖，又在较重要台基的边缘处用土坯叠砌。这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用瓦和土坯的较早范例之一。

　　

　　扶风召陈建筑群址，目前已发掘面积约6375平方米，清理出15座房基。其中下层房基2处，上层房基13处，皆有卵石散水。它和风雏甲组基址一样也是由多组建筑组成的建筑群，前后左右对称，布局规整，也属于“茅茨土阶”，但它规模、体量更大，所以其构架可能更复杂。其中一个房基长22米，宽13.4米，东西两侧中间略凹，使建筑平面呈“工”字形，在台基四周有九个台阶，南面三个，其余三面各两个，台基四周设卵石散水，可作屋面排水之用。其性质应属西周中、晚期建筑的一座大型王宫。

　　

　　以上两组大型建筑基址均由单组建筑组成群体，而且从构造上看已非雏形，而是相当成熟。这就纠正了以前认为我国群体建筑始于秦汉的论点。建筑中大量用瓦的事实，也把我国建筑用瓦的年代提早到距今三千年左右的西周时代。两处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西周的宫室布局提供了证据。

　　

　　除凤雏和召陈两组大型建筑基址外，在礼村和齐家村也发现了建筑基址，但规模要小的多，且礼村的属土窖式房屋遗址。

　　

　　丰镐遗址建筑复原

　　

　　2.

　　

　　西周的丰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城市，丰、镐二京相距甚近，实际上一桥相通，是一个城市的两个不同功能的分区，完全可以以丰镐相称。

　　

　　丰镐都城建有宗庙、宫殿以及大池等一系列建筑，以周天子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在这些地方举行册命、庆功、赏罚、祭祀、出征等活动。关于丰镐的平面布局文献记载十分具体，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城市平面布局的最早、最完整的记载，它一直指导着中国都城的平面布局，被视作中国都城平面布局的经典。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当时的都城方九里，每边辟三门，城内纵横各九条街，王宫居中，左为祖庙，右为社坛，前为朝堂，后为街市，提出了城市布局的一般参考原则，可见在当时，城市的布局就已经有了一定的规划思想，布局规整有序。

　　

　　经过考古考证，丰镐遗址中心区域面积约15平方公里，已发现大型夯土基址约30多处，这些基址往往数座连成群，虽然目前尚无文字资料可证明他们是周代的宫殿、宗庙等建筑，但可以肯定这里是贵族统治阶级居住的地方，而非一般平民的建筑基址。

　　

　　目前发现的最大的西周宫殿基址是1983年发现的花楼五号宫室建筑基址，这处基制址规模宏大，布局错落有致。其总长59米，宽23米，面积1357平方米。主体宫室建筑面积为85l平方米，平面呈“工”字形，由主体建筑和南北对称的附属建筑、夯土墙及墙基组成。它建筑在一高约1.5-1.8米的大型夯土台基上，台基的主体部位高达5米左右。五号建筑被认为是天子的宫殿，建筑年代在西周中期偏晚，可能毁于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或西周末年的犬戎之乱。它与西距53米并且同处于东西平行线上的四号建筑似乎组成建筑群组，因为四号建筑探出了象征大型宫室建筑的大型石柱础，两者似乎存在一定的联系。这些建筑群屋顶施瓦，有较完善的排水设施。

　　

　　在长安县客省庄发掘的四号基址也是一处高级贵族的建筑，其规模宏大，与过去在沣西发现的深土窑式或半地穴式基址形成鲜明对比。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陶器判断，其年代始建于西周早期的后段或西周早中期之交，毁于西周晚期的前段。

　　

　　丰镐两京一带还有供天子渔猎游玩的苑囿。诗经记载丰镐有“灵囿”，苑内草木繁茂，獐鹿成群，苑囿之内有水泊，名“灵池”，池边飞鸟丛集，池中游鱼竞跃。丰镐遗址西周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还记载了周王在池中泛舟渔猎的情景。灵囿内还建有“灵台”，台高6米，周围166米，是一座巍峨的建筑。

　　

　　只是在当时的西周都城，这种高台建筑都是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居住之地，普通贫民只能栖身于仅可躲避寒暑的土穴之中，潮湿、阴暗。在丰镐遗址中发现很多小型居址分土窑式和半地穴式两种，是周民族“陶覆陶穴”的反映。

　　

　　丰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大城市，开创了中国城市平面布局方整、宽畅、宏伟的先河，一直是后来城市总体布局的楷模。但遗憾的是，考古工作者迄今还没有找到有关丰镐二京城墙的迹象。

　　

　　周原与丰镐遗址出土文物

　　

　　丰镐出土的文物不少，有许多青铜器、骨器、玉器、蚌器、陶器和其他各种饰物，其中以青铜器数量最多，价值最高。如张家坡一处窖藏出土了53件铜器，其中有铭文的32件；马王村一处窖藏有铜器25件，其中有铭文的10件。虽然丰镐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质量较高，但和“青铜器之乡”周原遗址比较而言，丰镐的青铜器就略显逊色了。

　　

　　周原出土的青铜器有墓葬出土，也有窖藏出土。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既有造型精美的实用器，也有粗劣简单的明器。从窖藏青铜器来看，当时手工业的分工较细，青铜铸造业尤为发达。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造型精美，纹饰华丽，许多还铸有铭文，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西周社会的珍贵史料。

　　

　　周原的窖藏青铜器风格大不相同，全是宗庙重器和实用宝器，庄严、凝重、纹饰精美，铸造得富丽堂皇，有很多长篇铭文，如着名的大克鼎、毛公鼎、大丰簋等。目前周原发现的青铜器窖藏有68处之多。

　　

　　1850年在岐山县出土的毛公鼎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重器之一，造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因作者毛公而得名，铭文铸在鼎上，有32行，共497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毛公鼎铭文，全文首先追述周代国君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感叹现时的不安宁，接着叙述宣王册命毛公，委任他管理内外事务，拥有宣布王命的大权。宣王一再教导毛公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并赐给他一些器物以示鼓励。毛公将此事铸于鼎上，以资纪念。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帖，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阶段。

　　

　　在白家村出土的103件青铜器多造型浑厚，纹饰繁缛精美，充分表现出西周人民高度的创造力。这批青铜器有着名的商器、陵器、折器、丰器、墙器、庆器、伯先父器等，其中有名的史墙盘铭文最重要，在腹底有铭文284字，其中重文5字，合文3字，它历述了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功绩，还记述了史墙以前五代的世系，加上史墙之子痰，共七代，这就为西周铜器断代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

　　

　　到了西周中后期，青铜器纹饰变化很大，删繁就简，陆续淘汰了不少以前使用的纹饰，保留下来的传统纹饰，在此时发生剧烈的变形，如兽面纹，兽体变形纹之类，产生了一些新的纹饰，如波曲纹之类。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无论形制和纹饰都比较简单，出现少量新的器形，但整体的变化不大。

　　

　　周原出土的文物中还有十分着名的西周甲骨。1977年和1979年在发掘凤雏甲组建筑基址西厢房第二号房基时，发掘了两个窖穴，两窖共出卜甲和卜骨17275片。甲骨都经过修整，钻凿有方孔和圆孔等，其中有292片有字甲骨，共计字903个，合文12个。每片字不等，有一片一字的，也有一片数字的，最多的达三十余字。

　　

　　目前发现的西周甲骨，年代上限到周文王，下限到周穆王。它的内容广泛，有卜祭、卜告、地名、人名等，反映了西周时期多方面的情况。如反映周与当时殷朝关系、周与其他诸国关系等。

　　

　　甲骨中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卦象甲骨，均由奇数和偶数排列组成卦画，是我国后来盛行的阴阳八卦的渊源所在。

　　

　　此外，西周甲骨的雕刻艺术十分精湛，它细如发丝，刚劲有力、刀法娴熟，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是我国微雕艺术的最高成就，从而使我国的微雕艺术可以上溯到商末周初，即距今约三千一百年。

　　

　　历史上的周原与丰、镐

　　

　　周人是一个与神话和传说息息相关的民族。他们的祖先是后稷，传说是一名叫姜的女子在野外踩上了周人祖先的足迹后怀孕生下的。

　　

　　后稷对耕种有着天生的兴趣和才能，耕种的谷物繁茂、收成好，还教会了其他人耕作，并且开辟了以谷物祭祀上帝的传统，带着周人进入到农耕文明时代。

　　

　　大约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一天，由于不堪少数民族的骚扰，周人在首领古公父的带领下，从“豳”(今天的陕西彬县一带)出发，来到了位于今天岐山县箭括岭下的平原地区——周原。

　　

　　对于这一历史事件，《诗经》上有详细的记载：“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周人在周原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一天天强大昌盛起来。经过近百年生息，开始了灭商的大业。这时的商纣王荒淫无度、败坏朝纲，而周人的领袖“西伯侯”姬昌对有才能者十分敬重，于是不少才干卓着的人投奔周国，其中就有颇富传奇色彩的姜子牙。

　　

　　根据《诗经》的记载，3000多年前的历史渐渐清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在灭掉了位于沣河流域的崇国后，姬昌根据姜子牙的建议，在沣河中游建立了新的都城丰京。约公元前11世纪，姬昌把都城从岐邑迁于丰京。姬昌病故后，武王即位后，准备伐商，并在沣河以东建镐京。

　　

　　据记载，武王伐纣是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3000勇士、45000甲兵，联合一些军队，讨伐纣王，双方军队会战于牧野。商军大败，纣王自焚。

　　

　　武王伐商的事情在陕西临潼零口发现的西周青铜器利簋铭文上也有记载，具体的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随后，周武王在镐京宣布西周王朝建立，分封诸侯，设立礼制，建宗立庙，开创了西周初年的兴盛。www.lishi54.com

　　

　　由此，丰镐二京开了建都的先河。成为西周王朝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的丰镐二京，近300年间并行不废，经历了11代12位帝王。西周王朝开创了一个以血缘和军事为纽带的封邦建国体制，到成王和康王时期，中国历史上迎来了第一个盛世。

　　

　　周原与丰镐遗址现状

　　

　　周代是我国古代文明达到繁荣昌盛的时期，周文化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乃至中国近代文化、世界文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更使中华文明未曾中断地传承至今。周原出土的青铜器造型精美华丽，铭文记载了西周王朝及方国的一些重要史实，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

　　

　　为了保护周原文化遗址，1976年国家文物局在周原遗址召开了一次现场会议，就周原遗址的保护问题进行了磋商。1979年春，国家文物局又于扶风召开了一次古建专家会议，研究如何保护岐山凤雏村周初甲组宫殿基址和扶风召陈村西周巨型建筑群基址。

　　

　　1982年，周原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成立周原岐山和扶风两个文物管理所，负责保护周原遗址和出土文物。

　　

　　但由于技术、财力等条件限制，周原遗址及文物的保护、研究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周原遗址面积大，遗址保护范围内村庄密布，居民众多，文物保护与群众生产生活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部分遗址已经遭到人为破坏。同时，地方财力有限，可以用于文物方面的经费比较紧张，许多文物只能搁置库房，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展示和研究，使周原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98年，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建成，这是中国第一座青铜器专题博物馆。该博物馆共收藏文物15000多件，青铜器5740余件组。但其中拿出来陈列的仅629件组，其余的都存放在库房。由于缺少足够的资金，各项本应开展的工作都受到了限制。周原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还由一些小型博物馆收藏，其中包括周原及扶风博物馆，以及凤翔、岐山、陈仓、麟游等地的文物管理所。

　　

　　目前宝鸡市政府正在积极筹建中国青铜器博物院，中国青铜器博物院的建设将以政府投入为主，以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为龙头，但又不单是一座博物馆，而是一个园林式的人文景区。这里将汇聚宝鸡各地出土的青铜器珍品及馆藏青铜器珍品，建成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博物院。

　　

　　丰镐遗址的地面建筑除灵台台基外，其余已荡然无存。但大量的调查和考古发掘又为人们了解丰镐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而吸引着许多游客前往参观、考察。1961年国务院公布丰镐遗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为了保护丰镐文化遗址，西安市政府划定保护区25平方公里，修整丰镐车马坑博物馆，开辟宫殿遗址和墓葬遗址等。在严格保护丰镐遗址的基础上，适当发展与其周围环境相协调的经济，做到保护和开发利用相结合。遗址保护区周边规划100米宽城市绿化隔离带，大遗址范围内的新农村建设将相对集中，建筑风貌将与古遗址相协调，大遗址环境影响区范围内禁止建设污染环境的产业。

　　

　　三千年分离终相聚

　　

　　这个故事发生在周原遗址出土的三件青铜器上。1961年，齐家村的农民种田时挖出了三件形制完全相同的青铜器，它的名称叫周我父簋。在中国的周朝，像这种青铜簋都应该有盖子，但这三件簋却都没有盖子。文物管理人员知道，要找到盖子犹如大海捞针一般，所以并没寄希望能够找到它们。可23年后，奇迹出现了，就好像这些簋在召唤它们的盖子一样。

　　

　　1983年春天，一个青铜器窖藏出土了有四件带盖的完整的方座簋，但却多出来三件簋的盖子，对比当年挖出的周我父簋，铭文相同，刚好合适，3000年前的东西分离，终于破镜重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