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入关后260余年，自顺治至宣统共十位皇帝，其中有两位皇帝曾经遇到刺客，那就是雍正和嘉庆。雍正皇帝遇刺之说，实属市井传闻，无从查考。而嘉庆皇帝遇刺之事，则有档案为证，确有其案。
　　
　　清嘉庆八年（1803年）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帝从圆明园起驾返回紫禁城皇宫。按照惯例，嘉庆帝带领朝中重臣、御前侍卫自圆明园上马车驾，入神武门后换乘御轿进宫。因近日清军镇压白莲教的战争取得了胜利，平定教乱，嘉庆帝一连数日带领群臣在圆明园欢歌宴饮，吟诗作赋，几天前还亲往东陵谒拜乾隆父皇。此时嘉庆帝在返回皇宫的路上还满心欢喜，陶醉在连日的喜庆之中。
　　
　　就在嘉庆帝换轿欲进入神武门内的顺贞门时，忽从神武门内西厢房南墙后冲出一条大汉，手持短刀直奔御轿而来。在场的众多护军、侍卫一时被突如其来的举动行为吓懵，一个个呆若木鸡，不知所措。轿旁的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还算清醒，意识到情况不妙，忙迎上前去阻挡大汉，固伦额附拉旺多尔济、乾清门侍卫丹巴多尔济等几人也随即冲上前去与大汉搏斗。此时嘉庆帝被这突发事件吓得魂飞魄散，慌忙逃入了顺贞门内，先前的喜庆之情，霎时间烟消云散。大汉见嘉庆帝逃走，手挥短刀左扎右刺，一心追杀皇上。经过一番激烈搏斗，几人将大汉团团围住，终将大汉擒住，侍卫丹巴多尔济被刺伤三处，定亲王绵恩的袍袖也在拼杀中被刺破。
　　
　　嘉庆皇帝险些被刺，惊动了朝野上下，这起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神武门刺杀皇帝案，遂成为了嘉庆朝有名的一桩大案。案发当天，嘉庆帝立即降旨，命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定拟具奏”，下令一定要将此案审个水落石出。
　　
　　通过追查遇刺一案，最终得知刺客名叫陈德，47岁，北京人，其父母原本是官宦人家的家奴。他幼时与父母随主家迁往山东，成年后也一直在山东有钱人家当差为生。陈德23岁时娶妻生子，31岁时因父母先后病故，他带着家人回到北京投靠亲戚，辗转在大户人家当差。案发前，陈德在一孟姓人家做厨役，其间他的媳妇不幸病故，留下80岁瘫痪在床的岳母和一对未成年的儿子，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当年二月陈德又被孟家解雇，他只好投亲靠友，受人接济。据陈德交待，“因无路寻觅地方，一家老少无可依靠，实在情急，要求死路。”遂于二十日在神武门行刺嘉庆帝，为的是犯了惊驾之罪，必定一死，“图个爽快，也死个明白。”
　　
　　陈德行刺案在朝廷掀起了波澜，大臣们惊恐万状，人心惶惶，有的朝中重臣认为此案背后一定有人指使。嘉庆皇帝想起了明末刺客张差闯入慈庆宫企图刺杀太子朱常洛的历史典故“挺击案”，心里更是疑虑重重，随即又连发两道御旨，旨令添派满汉大学士、六部尚书、九卿科道会同审讯，命令一定要“穷究主使何人，同谋何人，有无党羽”。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嘉庆朝上谕档记载，陈德供词交待:这次行刺实是一人所为，没有受任何人指使，也没有同谋，确实是生活所迫。陈德从小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出生8个月后就随父母跟官服役，为人家奴，亲身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父母死后，他在山东没有生计，只好回到北京投靠表姐，住在西城能仁寺外甥安六格家中。几年来带着家人先后在工部沈员外家、侍卫绷武布家、兵部笔帖式庆臣家等6户人家做工。嘉庆三年（1798年）时，陈德夫妇以15吊京钱被点给了城北方家胡同孟明家当厨子。嘉庆六年（1801年）陈德的媳妇不幸病故，第二年秋天他80岁的岳母跌伤瘫痪在床，年底他的表姐又病故。一连串的不幸，使得陈德负债累累，只好让当时年仅13岁的大儿子出外打工。嘉庆八年（1803年）二月，孟家嫌他家人口多，干活人又少，据孟家儿子孟启基的供词交待说，陈德“时常喝酒在院唱歌哭闹”，孟家怕他闹事，就把他解雇了。
　　
　　被孟家辞退以后，陈德一家惟一的生路被断绝了，无奈之下，只好又和家人回到了外甥安六格家，但因表姐病故，外甥还在服丧期，生活也很困苦，实在无法久住。二月十五日，走投无路的陈德又带着家人投靠朋友黄五福家，在东华门外小甜水井处住下。据黄五福供词交待，陈德搬到他家后每天都出去找活干，但总无果而归，陈德的大儿子禄儿供词也交待说，其父“因闲住日久，把衣服当完，愁闷不过”。他找不到活干，仅有的衣服又送到了当铺，心情异常烦闷，只有借酒消愁。据黄五福供词说，一日两人在小馆喝酒，陈德与一不相识人闲话口角，他拔刀就扎对方，还生气说扎死一人抵命，扎死两人便宜一个，若扎四五个，就便宜好几个。陈德的供词交待说，那次在酒馆与人吵闹后，“心里愈觉气忿，忽然想要求死，又要死得明白，遂乱想胡行起来。”他还交待说，日前看到街上垫道，知道了嘉庆帝二十日要回宫斋戒，因为自己曾跟随包衣管领在内务府服役，经常出入宫中运送物件，熟悉宫内情况，就决定了要进宫行刺嘉庆皇帝。
　　
　　陈德的供词令参加会审的大臣无法相信，认为所供情节“出乎情理之外”，于是对他日夜轮番熬审，连日大施酷刑，掌嘴、跪链、刑夹、押杠等等，无所不施。重刑之下，陈德又供出了行刺有“梦兆签语”之因。交待说从乾隆五十七年到嘉庆二年期间，一共在正阳门内求了5支签，次次都是上好签，都有“好话”。又供出在嘉庆二年时曾做过一梦，“梦见一人领路，像是我朋友王福，领我到个地方，有些房屋，我梦里说是东宫”；供出嘉庆三年“梦见我在无水桥下躺着，忽似有人拉我上桥，我在桥上站着，看来像是一知府大堂，我身上穿着程乡茧蟒袍”。陈德交待后来看一本《文昌书钞》，悟出这两个梦都是好梦，东宫是守厥的意思，知府大堂是黄堂，在桥下睡的是个虬龙，丝蟒袍是黄龙袍，想来“将来我必有朝廷福分”，于是，“就动了不安分的心，这几年时常胡思乱想。”
　　
　　陈德一生为奴，侍奉的都是达官贵人，尤其在京跟随包衣管领达常索在内务府服役的三年期间，经常出入宫中，亲眼看到了皇帝后妃的奢侈生活，联想到自己的一生辛酸度日，不公平的命运使他产生了不满，于是，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改变自己的命运。日有所思，夜有所想，“朝廷福分”的好梦正是他不满现状的一种梦想。而正阳门求签几次签语中的“好话”也是陈德对未来的憧憬。但现实生活的无情，逼迫陈德走投无路，只得挺而走险。嘉庆八年闰二月二十日，陈德怀揣占卜签语，身藏短刀，带着大儿子陈禄儿在东安门酒铺连喝两碗木瓜酒和绍兴酒后，进了东华门，穿过东西牌楼，从西夹道绕到神武门内，踏上了不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