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关注各地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并且为了稳定政治，每隔一两年，要到全国各地出巡，检查沿途地方的治理情况。从公元１７５１年到公元１７８４年，他曾经先后六次巡游江南。后两次南巡时，他已是七十开外的人了。
    乾隆帝每次南巡，都把视察水利工程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他在巡视淮河闸堰时，发现原有的土堤不安全，就下令添筑鱼鳞石岸，还亲自画出图样。有位地方官在奏折里提出的方案同他不谋而合，乾隆帝很高兴，立即把他升了官。南巡要途经山东、江苏、浙江三省，乾隆帝多次减除这三地的赋税。他还参观农田和织造机房，鼓励农桑。这些做法，都体现了乾隆帝重视发展农业的一贯方针。
    南巡所经之处，有岳飞、韩世忠、方孝孺、于谦等历代先贤的陵墓和祠堂，乾隆帝总要特派官员前去致祭，他本人还出席了对大禹陵、周公庙、孔庙及明太祖陵的祭奠。江南地区读书人很多，乾隆帝就宣布增加所到地方的官学生名额，还破格赏赐六百多人进士及第的资格。对于沿途居住的退休老臣，乾隆帝给予特别的优待和礼遇，每次来迎驾，都要升一级官爵。乾隆帝用这些办法，拉拢汉族读书做官的人，笼络人心。
    然而，南巡又存在很大的弊端。乾隆帝每下江南的前一年，都要派出官员勘察路线，修桥铺路，盖建行宫。御道要求平直，不允许曲曲弯弯，操办的地方官吏就乘机勒索沿途的百姓，稍不服从，就拆房子，平祖坟，还借整肃盗匪的名义把无辜的平民投进监牢。老百姓都敢怒而不敢言。
    出巡的排场更是奢华得惊人。随行的王公大臣、侍卫官员有两千多人，水路上动用大船一千多艘，陆路上征用乘马六千匹、马车四百辆、骆驼八百头，征调纤夫三千六百人、服役的民伕一万人。从北京到杭州，兴建了行宫三十所，没有行宫的地方，就搭起黄布城和蒙古包毡房。凡是御驾经过的道路要洒水除尘，沿途三十里以内，地方官员一律穿上官服迎架，所有的绅士、读书人、老年百姓都要到现场排队跪拜。乾隆帝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显示“盛世”的气象。
    地方官员和富商为了讨好皇上，挖空了心思。他们在河道里安排龙舟灯舫，在岸上搭建彩棚，扬州、苏州、杭州等城市中皇家队伍要路过的地方，店铺、民屋全都油漆一新。在镇江城外用红绿绸缎装饰成一枚巨大的桃子，十多里外就能望见，乾隆帝的御舟一到，突然烟火大发，巨桃开裂，桃子里出现一个剧场，有好几百名演员演戏。乾隆帝在扬州大虹园停留时，夸赞说：“这里风景不错，很像北京南海的‘琼岛春荫’，就只少一座喇嘛塔。”
    扬州官员听见了，暗地买通太监取得图样，立即兴工，一夜之间就添造出一座喇嘛白塔。这些操办的官员、富商，都得到了乾隆帝的褒奖。
    有个侍郎尹令一从江南回来，上奏说：“陛下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乾隆帝就怒气冲冲反问他：“你说民间疾苦，你具有指出什么人疾苦？说怨声载道，具体指出什么人有怨言？”
    还有个大学士程景伊，反对乾隆帝巡游湖州。乾隆帝说：“朕去湖州不是游玩，是去看那里种桑养蚕。”程景伊沉痛地说：“皇上这回去湖州，下回湖州就没有蚕桑了。老百姓元气一伤，几代都恢复不了呢！”
    尹令一和程景伊都因为直言而受到了处分。这一来，朝廷上下铺张奢靡、献媚取宠的风气就越来越滋长了。
乾隆帝在位期间，清朝的国力曾达到高峰。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国库有七千万两以上的白银储备。然而到了乾隆末年，库存只剩下了二百万两，这正是同乾隆帝的挥霍浪费分不开的。统治者的穷奢极欲，造成了吏治的日益败坏，老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清王朝开始走上了由盛转衰的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