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朝起居注》中记载在清雍正二年四月初七，雍正对大臣们不乏抱怨地说过：“尔诸大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谓允禩(胤禩)贤于朕躬，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国家，朕即让此位，不少迟疑。”这样有失分寸的话出自一个即位已经两年的皇帝之口，足以说明这位皇帝当时所处的地位以及他的对手的威望。雍正这么说，底气不足的同时也是警告大家不要站错了政治队伍，年羹尧同样也在被警告之列。清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就是即将吹响清洗年羹尧号角的前两天，雍正说：“在廷诸臣为廉亲王(胤禩)所愚，反以朕为过于苛刻，为伊抱屈，即朕屡降谕旨之时，审察众人神色，未尝尽以廉亲王为非。”雍正这里说的“在廷诸臣”显然包括年羹尧，因为同一天，雍正再给李维钧的奏折批示上写道：“近日年羹尧陈奏数事，朕甚疑其居心不纯，大有舞智弄巧潜蓄揽权之意。”还要李维钧逐渐和年羹尧疏远。此前有人判断指责揆叙、阿灵阿这些皇八子胤禩的死党的主意可能来自于年羹尧，雍正立刻加以否认，这从侧面也反映出雍正、年羹尧在处理胤禩集团上的一些分歧。

　　

　　雍正对胤禩、胤禟包括胤禵都要除之而后快的，可年羹尧却有一点不同看法，年倒不是同情他们，而是觉得没有必要这么穷凶极恶，然而，年羹尧这么考虑问题却犯了雍正的大忌。雍正本来就对打击胤禩集团有些底气不足，需用借助年羹尧、隆科多的响应，偏偏这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不那么百分之百地顺从，雍正后来说整治年羹尧在他看来是“深悉年羹尧之伎俩，而知其无能为也”。这说明雍正并不担忧年羹尧个人会有什么不利于皇权的举动，而且年也不敢，雍正最为担心的是以年羹尧这样的身份和这种“糊涂心思”一旦给胤禩集团加以利用，那就麻烦大得很了。因为雍正能有今天的局面靠的就是内仗隆科多、外倚年羹尧，而且年羹尧不同于隆科多，他手握重兵、远悬西北，如果有人以他为外援的话，给新皇帝造成的压力就不容忽视，这也就是雍正念念不忘地多次引用当时一句谣言即“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来警告年羹尧的理由所在。

　　

　　另外，年羹尧随着恩宠的加重不但没有提高自身的审慎，反而有些骄恣，他给督抚、将军的行文不以对等的口气，而是用长官训诫僚属的口吻、规格，这就是等于把他自己凌驾于督抚之上。在年羹尧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官员为之喝彩、奔走，隐然形成了一个年氏小集团，雍正自己当年依靠结党获取皇位，所以，他对于臣下结党最为忌恨，年羹尧几乎没有遮掩地提拔他自己的亲信，虽然这方面雍正给了他一些特权，可年羹尧却错会了雍正施恩的真正意图在于要他谨守臣节而不是飞扬跋扈。种种诱因让雍正感觉除掉年羹尧、隆科多比之清洗胤禩、胤禵、胤禟更为重要，一则年、隆的实力看涨，他们不同于胤禩、胤禵、胤禟已经身列异党，而是以皇帝的宠臣面孔出现，如果不及早地清算他们，必然让更多产生误解的臣僚加以追随，尾大不掉的形势就会益加严重;二则清洗年羹尧、隆科多可以展现新皇的权威，所谓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年羹尧能从川陕总督变成一等公、抚远大将军，也能从一等公变成一等罪人，这些霄壤之别都来自于皇帝一人的手段;三则清洗年羹尧、隆科多能让胤禩党人彻底断了借此二人兴风作浪的念头。有此三点，年羹尧不死也得死了。

　　

　　年羹尧第一次进京荣耀无比，第二次则有些实质性的变化。雍正嘴上说他“公忠体国”，实际已经开始打他的主意。年羹尧是十月份到的北京，十一月十三日，雍正就跟年羹尧的好友、直隶巡抚李维钧打了招呼，要他疏远年羹尧。李维钧原本是年羹尧推荐给雍正的，李的妻子还是年羹尧的亲信的干女儿，两家走得很近，雍正给李维钧吹风表明年羹尧的问题已经提上了日程。紧接着，高其倬等封疆大吏都先后收到雍正的秘密批示，要他们逐渐和年羹尧划清界限，站到皇帝这一边来。与此同时，雍正提拔年羹尧的对立面李绂、蔡珽，李、蔡当年本来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提起来的，后来因为一些个人恩怨，双方闹得很不愉快，雍正就利用这一点，给李、蔡打了招呼，让他们出面揭发年羹尧。雍正在做好了收拾年羹尧的准备工作以后开始有计划地敲打年羹尧了。

　　

　　清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他阴阳怪气地在年羹尧的奏折上批示道：“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难，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言外之意就是告诉年羹尧，既然做臣子的守功难，那也就别怪做君主的“保恩难”了。可惜年羹尧还认为雍正不会对他怎么样，就在下一年，即清雍正三年正月，又办了一件臭事被雍正彻底抓住了借口。这一年的正月，年羹尧的亲信胡期恒弹劾陕西道员金南瑛，年羹尧没有想到这位金南瑛大有来头，他是雍正的头号心腹兄弟怡亲王胤祥保荐来的，参奏金南瑛就等于给胤祥下不来台，而在此之前年羹尧对于胤祥已经缺乏足够的礼貌，讥讽胤祥表里不一，雍正如今看他旧病复发，再次对胤祥进行挑衅，不禁勃然大怒，公开指责年羹尧、胡期恒大搞朋党。二月里，年羹尧把奏折上称赞皇帝的“朝乾夕惕”写成了“夕阳朝乾”惹怒雍正，雍正小题大做地指责年羹尧，进一步威胁年羹尧说：“(年羹尧)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之于朕耳……年羹尧青海之功，朕亦在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堂堂清帝国的最高当局和他的臣下竟然像小孩子“过家家”玩游戏一样夸张，做臣子的因为笔误写错了字，皇帝就说你过去的军功我可准备反悔呢。这样子闹来闹去的结果就是一条，那就是让年羹尧尽快下台。四月，年羹尧被罢去抚远大将军，调为杭州将军，清初的这几位抚远大将军的命运都有些差劲，图海做抚远大将军，野史上记载此公后来是给康熙吓死的;福全做抚远大将军，因为作战不够彻底也被责罚;胤禵做抚远大将军不仅丢了皇储还差点赔上一条性命;至于年羹尧则彻底玩儿完。

　　

　　政坛上历来都讲究“墙倒众人推”，年羹尧一旦失宠，他的朋友忽而都变成了仇敌，李维钧首先大骂年羹尧“冒滥军功、侵吞国帑”，继而李绂便直接请求皇帝处死年羹尧，田文镜也主张诛杀年羹尧。在对年羹尧落井下石方面，雍正的亲信当中数李绂、田文镜扔的石头最大。清雍正三年九月，雍正下令逮捕年羹尧，十二月议罪，给年羹尧列了92条大罪，十二月赐死年羹尧。就在年羹尧死前一个月，他的妹妹、也就是雍正的贵妃年氏也病死，有人认为她如果活着的话，年羹尧家族或许还会被从宽处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雍正对待政治对手素来不留任何情面，后来即便是他的亲生儿子他也一律可以处以极刑，所以，年氏即便死在年羹尧的后面，年羹尧的下场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观。雍正给年羹尧罗列的所谓的92条罪状，除开年羹尧接受贿赂等几条罪状还算有点影子，其他的都是故意罗织、深文周纳。例如指责年羹尧“僭越”，也就是不守做臣子的礼仪，说年羹尧吃饭叫“用膳”，送给别人东西叫“赐”，接见属员叫“引见”，这些词本来都是皇帝专用的，年羹尧擅自使用就是“僭越”，可是，雍正的另外一个宠臣李卫也曾经如此大胆地“僭越”过，翻开《朱批谕旨·李卫奏折》，清雍正二年九月初六，雍正在给李卫的批示中指出：“川马、古董之收受，俱当检点。两面‘钦用’牌，不可以己乎!是皆小人逞志之态，何须乃尔。”从这段批示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卫一样接受贿赂，一样把自己的执事牌子写上“钦用”的字眼，可是雍正对他不过是骂了两句而已，说他有点小人得志的意思，再无其他严厉的指责。清雍正二年，李卫当时的职务不过是云南布政使，远不能与年羹尧的一等公爵、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的地位相提并论，何以李卫“僭越”，雍正就轻描淡写呢?实际上李卫的骄纵，连年羹尧都有所耳闻，他直接批评过李卫这个缺点，但却被雍正轻轻放下不提，李卫后来在浙江担任总督的时候还在西湖花神庙给自己以及妻妾搞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湖山神位”，把自己吹捧成浙江地区乃神乃圣的“大仙”，乾隆南巡时看到，下令拆毁。

　　

　　由此可见，李卫所谓的“骄纵”正是在雍正的庇护下完成的，只要皇帝支持、信任的人，即便受贿、僭越也不过是小问题，而一旦失宠，那么这些问题很快就上升到政治高度上来，年羹尧致死的主因既不是受贿，也不是什么僭越，而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年羹尧由于在胤禩、胤禟等人的问题上与雍正的分歧被雍正视做“不可信”，从而担心他会被政治对手利用，遂决定先下手为强将年羹尧处决。在杀年羹尧这件事上，当时民间就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一些知识分子对年羹尧很具同情色彩，汪景祺在《读书堂西征笔记》中就善意地提醒年羹尧注意皇帝老儿的“卸磨杀驴”，可惜年羹尧没有当回事儿，年羹尧一出事，雍正很快找茬把汪景祺给杀了。因为年羹尧军功显赫，他被贬到杭州时，坐在涌金门一侧，贩夫走卒见到年羹尧都不敢上前，说“年大将军在此”(此处可以见昭梿的《啸亭杂录》)而作为后来雍正确定的皇储弘历(乾隆)，也对年羹尧抱有很大的同情，他坚持认为像年羹尧这样难得的名将应该留下来应对西北的战事，此事来自于《永宪录》之《续编》(该书第335页)的记载，当时朝中无人敢对年羹尧事件发表真实看法，只有弘历一个人这么说，可他的观点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从后来雍正在西北两路用兵缺乏得力的大将这一事实来看，弘历的建言比较具有远见。年羹尧如此人望，也就差一死了。

　　

　　年羹尧既死，“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隆科多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本文摘自《帝国杀戮：宫廷斗争史》，温相着，东方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