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即康熙帝，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年号康熙：康，安宁；熙，兴盛－－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意思。蒙古人称为恩赫阿木古朗汗（Enkh Amgahan）或阿木古朗汗（蒙语“平和宁静”之意，为汉语“康熙”的意译）。他8岁登基，14岁亲政。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扞卫者，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

　　

　　早年

　　

　　玄烨是顺治帝福临的第三子，母孝康章皇后佟佳氏时为庶妃，顺治帝生前没有册立太子。顺治十八年，顺治帝接受汤若望的建议，因玄烨出过天花具有免疫力而把他选为继承人，以遗诏的形式册立玄烨为皇太子。顺治十八年正月玄烨即位时只有6岁（虚岁八岁），次年正月（1662年2月）改元康熙。遗诏同时指派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

　　

　　玄烨8岁丧父（存疑），10岁丧母。母亲重病时，玄烨“朝夕虔侍，亲尝汤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病故后，玄烨昼夜守灵，水米不进，哀哭不停。康熙后来回忆说，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

　　

　　智擒鳌拜

　　

　　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首辅索尼病故。七月初七，十四岁的康熙帝正式亲政，在太和殿受贺，赦天下。但亲政仅十天后，鳌拜即擅杀同为辅政大臣的苏克萨哈，数天后与遏必隆一起进位一等公，实际政局并不受康熙帝直接掌控。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时常召集少年侍卫在宫中作扑击之戏，不过在五月十六日（6月14日），突然下令这些侍卫在鳌拜进见时将其逮捕。大臣商议鳌拜大罪三十条，请求诛其族，康熙帝念鳌拜功劳，赦死罪而拘禁，但诛杀了鳌拜的很多弟侄亲随及党羽，不久鳌拜死于禁所。仅存的另一辅政大臣遏必隆因为长期勾结鳌拜，被削去太师、一等公。康熙帝由此完全夺回朝廷大权，开始真正亲政的阶段。

　　

　　平定三藩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以平南王尚可喜请求归老辽东，但请求留其子之信继续镇守广东为引线，引发了是否撤藩的激烈争论。最后康熙帝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利”，决定下令“撤藩”。

　　

　　同年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提出反清复明，并于次年派将率军进攻湖南，攻陷常德、长沙、岳州、澧州、衡州等地。他又派人四出散布檄文，声讨清朝。广西将军孙延龄、四川巡抚罗森等许多地方大员纷纷反清。接着，福建耿精忠亦反。在短短数月之内，滇、黔、湘、桂、闽、川六省丢失，一时间清帝国危在旦夕。随后，陕西提督王辅臣、广东尚之信等也相继反叛，叛乱扩大到广东、江西和陕西、甘肃等省。

　　

　　康熙帝对策是坚决打击吴三桂，决不给予妥协讲和的机会；而对其他的叛变者则大开招抚之门，以此来分化叛军，削弱吴三桂的羽翼，从而孤立吴三桂。在这个方针之下，康熙帝把湖南作为军事进攻的重点，命勒尔锦等统领大军至荆州、武昌，正面抵住吴三桂，并进击湖南，又命岳乐由江西赴长沙，以夹攻湖南。此外，康熙帝又放手重用汉将汉兵作战。

　　

　　康熙十五年（1676年），陕西王辅臣和福建耿精忠在清军进攻下，先后投降。广东的尚之信也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投降。陕、闽、粤以及江西都先后平定。吴三桂局促于湖南一隅之地，外援日削，而清军已由江西进围长沙，其失败之势已成。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国号周，大封诸将。未几即忧愤成疾，于八月病死。吴三桂死后，其部将迎立其孙吴世璠继位，退居云贵。此后，清军先后收复湖南、广西和四川。

　　

　　康熙二十一年（1681年）冬，清军攻破昆明，吴世璠自杀。

　　

　　统一台湾

　　

　　康熙二十年（1681年），郑经中风而死，台湾郑氏王朝发生政变，年仅12岁的郑克塽继任延平王，大权实际上为冯锡范、刘国轩掌握，郑氏官员向心力开始动摇，负责与清朝谈和的傅为霖甚至愿当内应。姚启圣认为是进攻台湾的好时机，向康熙帝推荐施琅。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出兵攻台，在澎湖大败刘国轩所率领的郑氏海军，收复了台湾。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台湾府）三县，即台湾县（今台南）、凤山县（今高雄）、诸罗县（今嘉义），隶福建省，并在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在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驱逐沙俄

　　

　　从明末开始，沙俄远征军曾多次入侵黑龙江流域，烧杀抢劫，四处蚕食。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清勒令盘踞在雅克萨等地的沙俄侵略军撤离清领土。侵略军不予理睬，反而率兵窜至爱珲劫掠，清将萨布素将其击败，并将黑龙江下游侵略军建立的据点均予焚毁，使雅克萨成为孤城。但侵略军负隅顽抗。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正月二十三日，为了彻底消除沙俄侵略，康熙命都统彭春赴爱珲，数日攻克雅克萨城，即行回师，留部分兵力驻守爱珲，另派兵在爱珲、墨尔根（今黑龙江嫩江）屯田，加强黑龙江一带防务。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秋，沙俄卷土重来，再次占领雅克萨城。俄军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引起清政府的极大愤慨。次年初，康熙接到奏报，即下令反击。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二十四日，清军2000多人进抵雅克萨城下，将城围困起来，勒令沙俄侵略军投降。托尔布津不理。八月，清军开始攻城，托尔布津中弹身亡，改由杯敦代行指挥，继续顽抗。八月二十五日，清军考虑到沙俄侵略者死守雅克萨，必待援兵，且考虑隆冬冰合后，舰船行动、马匹粮秣等不便，于是在雅克萨城的南、北、东三面掘壕围困，在城西河上派战舰巡逻，切断守敌外援。侵略军被围困，战死病死很多，826名俄军， 最后只剩66人。雅克萨城旦夕可下，俄国摄政王索菲亚急忙向清请求撤围，遣使议定边界。清答应所请，准许侵略军残部撤往尼布楚。

　　

　　雅克萨之战结束后，双方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 七月二十四日缔结了《中俄尼布楚约》，规定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均为清朝领土。

　　

　　大破准噶尔

　　

　　清初，西北方居住的蒙古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漠北喀尔喀蒙古内部又分为扎萨克图、土谢图、车臣等三部，漠西厄鲁特蒙古内部又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清军入关之前，漠南蒙古就已归附大清，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各部，也与清政府关系密切。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底，沙俄参加中俄边界谈判的全权代表戈洛文，在伊尔库茨克专门接见了噶尔丹的代表，阴谋策动噶尔丹叛乱，支持他进攻喀尔喀蒙古。在沙皇俄国的唆使下，噶尔丹终于率兵进攻喀尔喀蒙古。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亲率骑兵三万自伊犁东进，越过杭爱山，进攻喀尔喀，占领整个喀尔喀地区。喀尔喀三部首领仓皇率众数十万分路东奔，逃往漠南乌珠穆沁（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旗）一带，向清廷告急，请求保护。康熙一面把他们安置在科尔沁（今内蒙古科尔沁旗）放牧，一面责令噶尔丹罢兵西归。但噶尔丹气焰嚣张，置之不理，反而率兵乘势南下，深入乌珠穆沁境内。对于噶尔丹的猖狂南犯，康熙一面下令就地征集兵马，严行防堵，一面调兵遣将，准备北上迎击，先后在乌兰布通和昭莫多大破准噶尔。康熙三十六年（1698年）二月，康熙鉴于噶尔丹拒不投降，再次下诏亲征。噶尔丹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服毒自杀而死。至此康熙时期平定噶尔丹叛乱之战始告结束，喀尔喀地区重新统一于清朝。

　　

　　噶尔丹死后，策妄阿拉布坦便成为准噶尔部的统治者。随着他的统治地位的巩固和地盘的不断扩大，又滋长了分裂割据的野心，沙皇俄国也积极支持其叛乱。策妄阿拉布坦在沙俄支持下，不断袭击清军据守的科布多、巴里坤（今新疆巴里坤）、哈密等军事重镇，并派兵侵入西藏，进行分裂叛乱活动。由于康熙及时派兵进藏协同藏军进行围剿，才将策妄阿拉布坦叛乱势力赶出西藏。

　　

　　外貌

　　

　　法国传教士白晋：“他威武雄壮，仪表堂堂，身材高大，举止不凡。他的五官端正，双目炯炯有神，鼻尖略圆而稍显鹰钩状。虽然脸上有一点天花留下的痘痕，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的美好形象。”

　　

　　荷兰使节《鞑靼旅行记》：“皇帝中等人材，是位慈祥、稳重、举止端庄的人，他那威严的外表，无论从那一方面看，即使放在千人之中，也与众不同，能够立即分辨出来，这是由于他想使自己的容态和举止，让人—看便是心地高尚的人所造成的。”

　　

　　法国耶稣会士李明《中国现状》：“据我所见皇帝身材比普通人稍高，堪称恣态优美，比我们稍胖些，但还达不到中国人所谓的‘富态’的程度。脸也稍宽，有痘痕，前额宽大，鼻子和眼睛比中国普通人小些。嘴美，颐和霭，动作温柔，一切容态举止，都象是位君主，一见便引人注目。”

　　

　　朝鲜使节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广颡，颐稍杀，疏髯犯颊而斑白，雌雄眼，神气清明。”

　　

　　奉行节俭

　　

　　康熙的日常生活较为简朴。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他对大学士们说，“自朕听政以来，一应服食，俱从节俭”。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秋，他斥责皇太子胤礽时又说：“朕即位以来，诸事节俭，身御敝褥，足用布袜。”此言虽有炫耀之意，但不能否认，他在努力为臣工做出节俭的榜样。

　　

　　康熙奉行节俭、表率臣民的举措，在朝野上下产生了较大影响。王公大臣们纷纷效法，少用、不用金银器皿及金马镫等贵重物品，日常服用所需资费，也“较从前十分之内，已减九分矣”。康熙初年，高官贵族为亲属祭葬时，仍以焚化皮衣为时尚，至康熙朝中叶“其风已熄”。

　　

　　康熙分寸掌握恰当，内外有别。白晋对此深有感触，曾记述如下：“他非常节制个人的开支，同时又十分慷慨大方地提供国家的经费。只要是为了帝国的福利，哪怕花费千百万他也在所不惜。修缮公共建筑，保持江河管道的畅通、建桥、造船等，一切方便百姓、有利贸易的事情，他动用巨款十分慷慨。因此不难断定，他不为个人妄费分文，完全是出于贤明的节约，以便把金钱用于帝国真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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