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先后多次发动对瞻对和大小金川的征剿，战事经年，为当地居民带来极大的灾祸，清廷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战争的发动，并非由于藏族居民反抗清廷，而只是因为边地出现了某些纠纷。这些纠纷本来并不是不可以妥善处理的。乾隆帝轻率出动大兵，又一再拒不接受当地土司首领的投降，务期“尽灭，”以维护所谓的军威国体，实际上也就是树立乾隆帝的声威。乾隆帝的横暴的镇压，遭到边地居民的顽强抵抗。清廷先后处死大学士、总督等满汉重臣三人，将官多员战死，伤亡兵士数千。战争耗费军需银七百七十五万两，以致不得不动用各地的后备，使“财用枯窘”。清廷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仍然不得不收兵纳降，继续承认当地土司的统治。军事上的表面的胜利，并不能掩盖事实上的失败。不必要的连年战争冲击了乾隆初年保持的承平局面，也为此后的黩武邀功开了端绪。 乾隆称得上是武功的最主要是用兵西陲，巩固新疆和西藏。在北疆，两次平准噶尔，使土尔扈特部回归，基本上解决了北疆的问题。 南疆，主要指天山以南的维吾尔族地域，清代称“回部”。准噶尔部强大时，回部受准噶尔贵族的欺凌与侵逼。但是，清军平定北疆后，回部贵族试图摆脱清朝，自长一方。为此，清军同回部军在库车、叶尔羌（莎车）等几座南疆重镇进行了激战，最终获胜，重新统一南疆。乾隆在南疆实行因俗而治，设立阿奇木伯克制，由清廷任命。并设参赞大臣（驻叶尔羌）等官，分驻各城，加强统辖。制订《回部善后事宜》，对南疆管理体制做出改革。乾隆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修筑城堡，驻扎军队，设置卡伦，巡查边界，移民实边，进行屯垦，加强了对新疆地区的管辖。 乾隆平准定回诸役，统一了准、回各部，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统辖，铲除了准噶尔东犯喀尔喀、威胁京师及大西北的祸根，保持了西北、漠北及青海、西藏的社会安定。 其次是完善治理了西藏。乾隆两次派兵打败廓尔喀（今尼泊尔）的侵犯，制定《钦定西藏章程》。规定：设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在西藏驻军，分驻前藏、后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圆寂后，在驻藏大臣亲监下，灵童转世设立金奔巴瓶制，用金奔巴瓶掣签决定继承人，这是乾隆的一个创造；西藏对邻国贸易必须进行登记；西藏货币一律用白银铸造，正面铸“乾隆宝藏”四个字；等等。《钦定西藏章程》是西藏历史上重要的文献，标志着清朝对西藏进行全面有效的管辖。在雍和宫的“金奔巴瓶”已成历史文物，在大昭寺内的“金奔巴瓶”制沿袭至今。 北京内城南面东为“崇文门”，标榜皇帝“崇文”。明清28位皇帝，真正称得上“崇文”的，只有两位，就是康熙和乾隆。康熙是一位学习型皇帝，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皇帝，乾隆则是一位文化型皇帝。乾隆跟他祖父一样，除了武功之外，还十分重视文治。 乾隆在文治方面做的事情很多，如编修《满文大藏经》、整理《无圈点老档》、敕编《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满文本、汉文本）等。 乾隆命将汉文、蒙古文《大藏经》译成满文，后用朱文刻印（也称“龙藏”），这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无圈点老档》（又称《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是以无圈点老满文为主书写的，是保存最为原始、系统、详尽、珍贵的清太祖、太宗时期编年体史料长编。形成于清政府入关之前，到乾隆中期已经百余年了，因为是以老满文书写的，不仅文字难以辨识，而且纸张年久糟旧，字迹漫漶不清。 乾隆命对《无圈点老档》进行整理，用无圈点老满文和加圈点新满文分别重抄——先抄出草本各一部，再抄出正本存内阁各一部，另抄出副本存沈阳崇谟阁各一部，并抄出存上书房一部。总计抄录七份。而《御制五体清文鉴》则是多民族文化的一个硕果。 当然，他最大的文化功绩是主持纂修了《四库全书》。他之所以举行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实际上是出于统治的需要。乾隆当政后，一面继续开博学鸿词科，招收文人学者，编写各种书籍；一面又大兴文字狱，镇压有反清嫌疑的文人。乾隆时期文字狱之多，大大超过了康熙、雍正两朝。但是，乾隆帝懂得，光靠文字狱来实行文化统治是不彻底的。还有成千上万的书籍，贮藏在民间。如果里面有不利他们统治的内容，该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他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集中全国的藏书，来编辑一部规模空前巨大的丛书。这样做一来可以进一步笼络大批知识分子，显示皇帝重视文化；二来可以借这个机会把民间藏书统统审查一下。可说是一举两得。 1773年，乾隆帝正式下令开设四库全书馆，派了一些皇室亲王和大学士担任总裁，那些皇亲国戚大多是挂个名、起监督作用的。真正担任编纂官的都是当时一些有名的学者，像戴震、姚鼐、纪昀等人。这套丛书名称就叫《四库全书》。 我国古代常把图书分成经、史、子、集四个大类：经部，包括历来儒家的经典着作（像《诗经》、《论语》、《孟子》等）和研究文字音韵的书；史部，包括各种历史、地理、传记等书；子部，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学说和科技着作，像农学、医学、天文、历法、算法、艺术等；集部，包括文学的总集和专集等。按照四大类集中贮藏起来就叫做“四库”。 要编一套规模巨大的丛书，先得把书籍收集起来。乾隆帝下令各省官员搜集、收购各种图书上缴，并且定出了奖励办法，同时鼓励私人进献图书，进献越多，奖励越大。这道命令一下，各地图书果然源源不绝送到北京，只两年，就有二万多种，再加上宫廷内部原来的大量图书，数量就很可观了。 书收集起来了，乾隆帝下令四库全书馆的编纂官员对图书认真检查。凡是有“违碍”（对清统治者不利）字句的，一概销毁。一查下来，发现在明朝后期的大臣奏章里，提到清皇族的上代，不那么尊重，譬如他们的上代就接受过明朝的官职和封号，这在乾隆帝看来是很不体面的；于是下令把这类图书一概烧毁。至于像吕留良、黄道周等抗清文人的着作，就更不用说了。后来再一查，在宋朝人的着作中，也有许多反对辽、金、元朝的内容，这种内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反对清王朝，也该销毁，或者销毁一部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发现这类字句，就随时删改涂抹，这样，书虽然被保存下来，但是已经弄得面目全非了。为了这件事，乾隆帝可说是绞尽脑汁。据不完全统计，在编《四库全书》的同时，被查禁烧毁的图书也有三千种之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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