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求仙，公孙卿起了最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公孙卿又向54岁的汉武帝发表了一通议论：仙人可见，但皇上您来去太匆忙，所以见不着。接着，公孙卿第一次提出“仙人好楼居”的意见，武帝于是在长安、甘泉山一带大造高楼。这在中国建筑史上是可以写上一笔的。当时在长安造的高楼称“蜚廉桂观”；甘泉的则叫“益延寿观”。后来又在甘泉造了更高的“通天台”，这“通天台”，唐司马贞注《史记》时引《汉书旧仪》云：“高三十丈，去长安二百里，望见长安城也。”他还命人准备了仙人用的房屋用具于那些高楼之下，时刻等待仙人的降临。 汉武帝还命人扩建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建章宫是完全可以和秦始皇的阿房宫比肩的一大宫殿建筑群，不仅四面皆建有宫观楼台，还有虎圈、大池，大池名太液池，池中建有“蓬莱、方丈、瀛洲”等神山，建章宫的“神明台”、“井榦楼”高五十余丈，与其他楼观皆车道相属。 武帝一方面大兴土木，四处造楼候仙。另一方面，又前后三次亲自万里迢迢来到东海边，希望遇见仙人。但都毫无结果，《史记·封禅书》云：“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迹为解，无其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縻弗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祠神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这段话有两层意思值得注意：一是尽管方士们始终没有找到仙人，武帝对他们的怪迂之谈也有点厌倦了。但他还是心存希望；明明“其效可睹”，即其事可知，武帝还是“冀遇其真”。二是武帝信方士求神仙造成的社会后果：言祠神者弥众。司马迁的批评非常含蓄，他似乎一点也没有涉及大规模求仙活动对当时经济活动的干扰和对社会风气的败坏，然而，他的批评又是非常大胆与尖锐的。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司马迁对汉文帝的不同评价，可能会看得更清楚：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呜呼，岂不仁哉！ 对汉文帝的揄扬赞美之情，溢于言表。而他对汉武帝敬神求仙之举似乎未作任何褒贬，说自己只是把跟随武帝的所见所闻如实地记载下来，使后人可以观揽而已。然而，此时无声胜有声，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贬抑尽在不言之中，明眼人一看可知。对武帝求仙及造成的悲惨后果，司马迁实深致不满，这点后人是看得清楚的。《汉书》就说武帝为求神仙长生，广建高楼，导致“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死去）者半”的后果。 汉武帝的求仙活动是一场为满足私欲的闹剧，它对当时人们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带来了不小负面影响。在文化上，它使得神仙方术思想蔓延，还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方士集团。后来东汉的道教，吸纳了神仙方术，方士们则逐渐蜕变为道士，而在道士们的主导下，神仙思想与求仙活动仍不绝如缕，如大诗人李白就“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他和武帝一样，也做过一场神仙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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